1990年的某个夜晚，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诺克苏比家中熟睡的三岁小女孩寇特妮（Courtney Smith）突然失踪了，连同屋的姐姐爱舍莉（AshleySmith）都没有发觉。第二天，寇特妮的家人发现窗户被撞破，窗外还有陌生人活动的痕迹，随即报警。当地警察赶来后，先是进行人力搜索，四处呼喊她的名字。后又调来直升机扩大范围找寻，最终在不远处的小湖边找到了，但不幸的是，寇特妮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不仅如此，她的衣服破损，身上还有伤痕，这显然是一起谋杀案。

　　寇特妮一家居住的是当地的黑人区，当时会有种族歧视的现象，但是刑事案件并不多。对这一不幸案件，当地警局非常重视，很快就邀请了法医验尸，结果令人震惊：寇特妮曾受到性侵，身上有多处咬痕。与此同时，负责罪案的警察们开始走访见证人。寇特妮的姐姐爱舍莉自然是关键人物之一，尽管她当时也只有五岁。爱舍莉被请去和邦奇大叔谈话，邦奇是当地一个儿童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擅长画出孩子们看到的事物，因此警局聘请他参与调查。

　　在对话中，爱舍莉说他看到的人耳朵里有一枚硬币，邦奇提示她是不是耳环，这样就确定是一个戴耳环的男人。爱舍莉的证言得到了她母亲索娅（Sonya Smith）的佐证，她认识的人中，确实有一个男人戴耳环，就是乐文·布鲁克斯（LevonBrooks），之后乐文进入了警方的视野。乐文在当地一间俱乐部工作，他称当天晚上一直工作至半夜一点多，并有目击证人，但警方确定寇特妮被绑架的可能时间是晚上12点至凌晨3点，也就是乐文有作案的时间。

　　当然，这些仍然都是推测，并不能算作有效的证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刑事罪案调查中流行的方法是“咬痕”证据，就是说，如果受害人身上有咬痕，那就可以将嫌疑人的牙痕与咬痕进行匹配验证，如果二者吻合，就证明他是犯罪者。咬痕证据被当时的人们深信不疑，这就包括寇特妮一案的法证口腔专家韦斯特（MichaelWest）。韦斯特提取了乐文的牙印，与寇特妮手臂上的咬痕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吻合度很高，于是乐文被逮捕了。

　　由于犯罪性质恶劣，乐文可能面临死刑的判决。尽管乐文的家人、朋友都不相信是他干的，乐文的律师也对作案时间、目击证人爱舍莉的年龄等进行了辩护，但检察官弗利斯特援引证人、证物作了清晰有力的开审陈述，而作为专家证人的韦斯特在法庭上一番咬痕印证的科学展示后，更是说服了陪审团，乐文被认定有罪。然而，乐文坚称自己没有犯罪，他母亲当庭为他求情，辩护人也再次作了努力，法官最终权衡了该案的各种情节，并未判处乐文死刑，而是宣告终身监禁。于是，乐文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监狱生活，在狱中，他将大多数时间用于阅读圣经和绘画。

　　乐文被宣判后四个月，该地区另外一名三岁女孩克里斯汀以十分类似的方式失踪，紧挨她睡床的窗户被打破了。两天后，在离家数百米的地方，克里斯汀被发现遭到性侵和谋杀，她的身体上，至少有19处伤痕被认为是犯罪人的咬痕。警方调查发现，案发时房门紧锁，犯罪人也不可能从窄小的窗户进入，于是，曾与克里斯汀母亲约会的肯尼迪·布鲁尔（KennedyBrewer），并且当晚就在屋内过夜，就成为最大的嫌疑人。

　　法医韦斯特再次作了咬痕对比分析，声称克里斯汀身上的咬痕“肯定且毫无疑问”是布鲁尔造成的，尽管他当时已经被全美法医牙科学委员会除名，法庭仍然允许他出庭作证。布鲁尔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他甚至拒绝了检方的“诉辩交易”建议，不肯承认有罪，但在“咬痕”分析的科学证据之下，布鲁尔被判有罪，随后入狱服刑。

　　五年后，当获悉公益组织“冤案平反项目”后，布鲁尔抱着一线希望发出了信件：“我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与此同时，“冤案平反项目”的专家们正在处理乐文的案子，找到布鲁尔的案件档案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个案子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破窗、咬痕，以及庭审中咬痕牙印对比验证，看似科学的指证与审判，实际上疑点重重，两起犯罪，更像是同一个人所为。

　　2000年以后，DNA技术开始在法医鉴定中被应用。“冤案平反项目”的专家们开始利用DNA技术来追溯真正的犯罪人，很快贾斯汀·强森（JustinAlbertJohnson）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贾斯汀早年曾因入室强奸妇女被起诉，出狱后不久因再次试图性侵另一名妇女而被捕，他的DNA信息被采集。很幸运的是，在克里斯汀案件中，她的DNA样本也被采集。

　　2007年，法医专家进行了DNA比对，布鲁尔的性侵嫌疑被排除，而与强森却完全吻合。一年后，强森承认了犯罪，令人震惊的是，克里斯汀与寇特尼都是他性侵和谋杀的。2008年，乐文和布鲁尔一起出现在当地法庭上，他们终于被无罪开释，至此时，乐文被监禁了18年，而布鲁尔则被监禁15年。

　　这两个人的不幸遭遇，反映出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巨大缺陷，也构成纪录片《无罪档案》的开篇故事。时过境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案件审理中的诸多疑问。在寇特妮案中，除了所谓的咬痕证据，见证人只有其未成年的姐姐爱舍莉——成年后的爱舍莉接受访问时坦承，当时将如此巨大的责任压在一个小女孩身上是不公平的，但恰恰是这个未成年孩子的证言，以及看似“科学”的咬痕证据，确定了乐文的罪责。在克里斯汀案中，后续的法医鉴定完全推翻了韦斯特的证言，她身上的咬痕，实际来自于动物。

　　乐文与布鲁尔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的坚持最终换来无罪判决，而“冤案平反项目”每年都接到数以千计的申诉信，他们只能处理极小的一部分，乐文、布鲁尔的遭遇会不会是“冤案”之冰山一角，仍然留下诸多疑问。

　　找到犯罪凶手，通过刑罚实现正义，是人们一种朴素的情感。但是如何找到凶手，最终是不是真的伸张了正义，却并非易事。早期人们依赖目击证人，作经验推断，后来开始使用咬痕、指纹、脚印等证据，再后来有DNA技术的出现，科学进步是在不断推动着司法公正的实现，但他们的受冤，不也正是由于看起来十分“科学”的咬痕证据所致吗？

　　讽刺的是，即便冤案真相大白，法医韦斯特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判断没错，对他的指责都是出于偏见。由此，我们必须打破对科学的过度“迷信”，借助科学的人类认识存在局限性，司法勘验与裁断不该有“理性的自负”。

　　破除刑事司法中科学的迷思，并非是要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毕竟类似乐文这样的冤错案件，还是在科学进步中得到平反的。但是，我们更需要认识到科学的有限性，特别是在刑事审判中，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陪审员，在引入科学的方法时，审断者更需要保持一些常识，以及基于生活经验的合理怀疑。冤案得以平反固然值得欣慰，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冤案的发生，完善司法纠错机制，因为任何一件冤案，对于司法系统而言可能微不足道，但对个人以及家庭而言，却是一生的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