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处存在于青藏高原的“秘境”。辽阔苍茫的草原，云层低垂，经幡飘动，这里的人靠传统习俗维系着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取水的过程近乎仪式：首先以水弹向天空，再弹向大地，最后抹一下头顶，寓意感谢自然的馈赠。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显示出天然而又强烈的环保意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幅员辽阔反而更加紧密。这片“秘境”就是黄河源。在《黄河源笔记》中，甘南作家王小忠以独特的生活体验与生命感悟，“非虚构”地呈现了现代化背景下草原的自然生态、经济模式、生活方式、观念思维系统所发生的变异、冲突与面临的困境，还原出一个现实的草原，表达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现实忧思。

　　“最近总是半夜醒来，然后想着许许多多有关黄河、草原的人和事，以及牧场和常驻牧场的朋友们。心里往往纠结一件事情：环境与生存，活着与如何更好地活着。”在“代后记”《行走：真相与想象》里，我们看到作者依旧“思考于命运流转不息的草原上……空间的浩大与个人的渺小对峙，文化的凝滞与生生不息的牧草牛羊对应……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顽强的生命张力和粗犷、隐忍的沉郁之风”（窦万儒《爱与痛交织的祭台》）。面对“环境与生存，活着与更好地活着”的双重矛盾，“我们能够坚守的还有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最本真的自我，如同每一条河流都有一个源头。这一追问，问出了作家的良知、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爱之深，忧之重。“在各种生活的迫使、各种欲念的引诱以及各种矛盾的驱使下，深藏心灵的所有恶念会被无限制地放大。”《早春的阿万仓》从当智草原打井写起：“黄河几乎贯穿了玛曲大大小小的乡镇……玛曲一些地方的牧民守着湿地却没水吃”，“大片大片的草原已经开始沙化，碧绿如茵的草滩也开始出现花白，遭到破坏的植被露出卷曲的根须……”而草原沙化，“大概也只有和挖冬虫夏草，以及挖秦艽、红参之类的药材有关。”非虚构作品的魅力之处，就在于对真相的挖掘。追根溯源，“草原承包到每个牧户”，人们“失去了共同保护草原”的意识，“寻找很快富裕起来的方法或捷径”：“每年的三四月总有数不清的身影”“将身体交付于草地，以一种苦难的姿态换回草原的恩赐。”而正如王小忠所问：“这样的恩赐真能让我们得到富裕？”当头棒喝，几人懂得？

　　自然文学大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著作《沙乡年鉴》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他认为，我们的行为如果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尊重自然。

　　而在《黄河源笔记》中，“众多瞬间飞逝的想法和思考，个体并不能销魂蚀骨地感受到，或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具体的现实生活也不允许我们停留在细微的感知与夸张的想象上”。作者说他“经常做些奇怪的梦，要么在草原上纵马驰骋，要么在黄河岸边浅酌低吟”，他的梦一直紧紧连着草原和黄河。从《遥远的香巴拉》到《冰河封冻欧拉》，“我们每天都经历众多不同的事情，但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却又是那么的不同。”回归自然深处是一件好事，但是好处在哪儿？香巴拉“的确十分优美，也完全符合或具备追求田园牧歌般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理念”，但“人毕竟是社会的人，谁也做不到彻底地逃离或反叛”。因此，“遥远处的草原朦胧一片，眼前更是一团迷雾，看来繁华热闹的欧拉只能留在想象中了。”身处“荒凉和萧索，加之暮色，心里禁不住害怕起来”。

　　沉迷于自然的魅力，也有可能恐惧于自然的威严。那么，我们是要保持这份敬畏呢，还是因为自卑而走向欲图“征服自然”的无知？由此我们知道，所有的自大者，必然自卑……

　　正如作者所言：“对没有深入或未曾有过草原生活的人来说，草原的确美丽辽阔，因而其笔下的文字无不沾染华丽。这样的叙写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个理解上的误区，这样的误区也可能使大家丢失生活进而沉迷于虚构。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而言，他必定会有所坚守。惟其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那就是为了什么而坚守的问题。”故而《黄河拐弯处》并不是刻意或偶然而为，写的正是作者在甘南草原生活多年来的真实感受。非虚构写作的核心特质正是这种真实性，真实性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客观真实。从《佛珠的故事》到《欧拉秀玛纪行》，作者突破了固有的“诗意想象”与“旅游美学”对草原真实生存状态的遮蔽，使我们直接感受到天地之间的浩渺、自然的创伤。

　　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地对待自然的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自然和人类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我们，只是自然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