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囚制，指中国古代皇帝和各级司法、监察机关的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巡视监狱，讯察狱囚，以防止冤狱和淹狱的一种监狱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

　　古代的录囚制度肇始于西汉，盛行于东汉。《汉官解诂》引《续汉志补注》有：“京兆尹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又“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情伪，有侵冤者即时评理”。另有《汉书·何武传》载：武为扬州刺史，每“行部录囚徒”。又《汉书·百官志》：“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这都说明，西汉时录囚制度已正式形成，但当时的录囚还仅限于州郡，由州郡的刺史或太守定期巡视所部狱囚，以平理冤狱作为主要任务。

　　当时，皇帝亲临断狱，录囚徒，举冤狱，则见于东汉明帝。公元70年，楚王英（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因谋逆罪被废自杀，但却株连牵引数千人入狱治罪。侍御史寒朗在协助三公审理此案时，发现许多人被诬下狱，便上书明帝极力谏诤，明帝遂亲自赴洛阳监狱，监督审查，清理出无辜者达一千多人。

　　东汉和帝初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曾“幸洛阳寺，录囚徒”，当时“有囚实不杀人，而被拷自诬”，邓太后讯录时，囚“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邓太后察视，举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正因邓太后亲自断狱，被冤者敢于道出真相，从而囚徒获释。洛阳县令玩忽职守，反被关进监狱。待和帝亲政后，也曾“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发现狱囚二人被非法拷掠，伤溃生虫，因而将司隶校尉周纡降职处分。

　　汉代以后，南北朝时录囚之举，史书也多有记载。南朝诸国，“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局、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即派大批官吏于每年三月至京师各狱以及有刑徒服役的冶署录囚、理冤。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录囚释冤，陈朝还专门成立了录冤局，成为以录囚为专职的机构。

　　到了唐代，皇帝亲录囚徒形成常行的制度。唐朝自高祖于武德元年九月“亲录囚徒”始，而后历年举行，成为不废之常典。唐太宗贞观年间，“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帝亲自案问”。高宗先后于永徽元年、四年、显庆三年、龙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二年、总章三年、咸亨二年“亲录囚徒”或“亲录京城系囚”达八次之多。龙朔三年二月，高宗下诏：“天德施生，阳和在节，言念幽圄，载恻分宵。虽复每有哀矜，犹恐未免枉滥。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于是亲自临问，多所原宥，不尽者令皇太子录之”。

　　皇帝亲录囚徒的活动毕竟有限，于是，唐统治者往往采取委任官吏协助皇帝省录囚徒，把录囚作为各级司法官吏和狱官的重要职责，而且规定了严格的期限。唐太宗贞观五年，依房玄龄等议，规定“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并于同年决定每年正月遣使巡复狱情。玄宗开元十七年四月“令中书门下分就大理、京兆、万年、长安等狱疏决囚徒”。二十年二月，又“分命宰相录京城诸狱系囚”。

　　唐代还扩大了录囚的内容，把录囚作兴实行宽赦的重要典制。贞观十七年立晋王为太子，虑囚大赦，“梁州管内大辟罪已下见禁囚皇太子虑过，诸州并遣使人分往，唯十恶不在虑限，余皆量情降宥焉。”贞观二十一年后，唐太宗每视朝录囚二百人，也无非是“降死至流，流降入徒，徒降入杖，杖者并放”，广泛实行宽宥。

　　宋代的录囚宽赦制度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的内容，只不过在特定阶段，因社会矛盾的加深而有所变化。宋初阶级矛盾尚未尖锐，统治者录囚宽赦的范围就比较广泛，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等四种犯罪及官吏贪赃不予宽宥外，其他犯罪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宽赦。而至仁宗时，社会矛盾加深，出现所谓“盗贼纵横天下”的局面，统治者即把“贼盗”、杀人放火及伪造符印各项犯罪，与“十恶”重罪并列，不予宽赦，这是宋王朝录囚制度上的重大变化。

　　采取仁恕与重刑相结合的原则，是明朝封建狱政管理的基本思路。明代，除了皇帝亲自面讯大狱案犯，委诸三法司录囚之外，还诏命皇太子，派遣亲信大臣、御史以及巡抚审录地方狱囚，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会官审录制度。它包括：一、秋审制度，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等机关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审录重大案犯为内容的制度。二、朝审制度，是以三法司与公、侯、伯等爵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省录重囚的制度。三、热审制度，即在每年小满后十余天到六月止，由五府、六部、六科协助三法司，清理牢狱，遭放一批轻罪犯者。不能处理者，令其出狱听候。宣宗宣德二年进行热审时，决遣释放的囚犯就达2800多人。四、大审制度，主要由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官员在大理寺审录，每五年一次，这是明代所独有的一种会审制度。

　　明朝会官审录制的形成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清理淹狱、辨明冤假、疏通人犯的重大效果，而且也成为清代录囚制度发达定型的渊源。如清代就有热审、无寒审、秋审和朝审等，其审录的手续和制度已相当严密和完备。正如《钦定大清会典》载：“二百余年来，刑部历办秋、朝审、勾稽讲贯，备极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