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刑法志》说：“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据此，学术界采纳了秦朝“专任刑罚”的说法。但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就会发现秦朝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但也吸收了儒家思想。
会稽刻石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会稽（在今浙江绍兴）时，为了祭奠大禹，宣扬功德，刻石记功的石碑，是秦七刻石中的最后一块，但是原石已经不在，全文被司马迁载入到《史记》中。其中写道：“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意思是，夫死弃子再嫁人，加倍死罪惩不贞。内外隔绝防范严，禁止男女犯奸淫，人人干净心要诚。有妇之夫淫人妻，杀死奸夫不算罪，男子礼仪有章程。为人之妻若逃嫁，害得子女失母亲，都要教育使廉清。这里的“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是儒家的礼教思想，《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儒家明确主张妇女“夫死从子”，不得改嫁。这块石刻还表明秦朝不是“专任刑罚”，也重视教化：“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意思是，秦始皇登上会稽山，宣布教化树风尚，国民肃敬又端庄。
秦朝的《泰山石刻》记载：“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这里的“男女礼顺”“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就是儒家主张的“内外有别”。有明文规定的“内外有别”始于西周。周灭商，建立了第一个血缘贵族统治的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称“周公制礼”。权位、分配和继承需要确定贵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划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妇女在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参与，男女内外有别的制度习俗形成了。彼时，内外有别的意义不在于“分”与“别”，而在于男性外部空间和职分是无限的、开放的、重要的和有发展潜力的，而妇女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循环的和被贬低的。婚姻家庭也是内（男）本外（女）末、男主女从。
秦朝的《琅琊刻石》中的“圣智仁义，显白道理”，显然出自儒家；“端直敦忠”“莫不受德”来自儒家的德治思想；“六亲相保”出自儒家的“亲亲”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为父子、兄弟、姊姑、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晋杜预注：“六亲和睦，以事严父，若众星之共辰极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两婿相谓曰亚。”
秦朝的《之罘刻石》中的“义诛信行”，《会稽石刻》中的“义威诛之”，来自儒家的仁义之师思想。秦朝的《东观刻石》中的“皇帝明德”“群臣嘉德”，《会稽刻石》中的“圣德广密”，来自儒家的德治思想。秦朝的《峄山刻石》中的“孝道显明”，来自儒家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
上个世纪70年代云梦秦简出土后，从其《为吏之道》篇中，可以看到，秦始皇之前，秦朝的治国之道已经开始吸纳儒家的思想。
《为吏之道》提出了“五善”说。“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意思是，作为一名官员，要具备五种美德：一是要忠诚守信，敬重上级；二是要清正廉洁，无怨无悔；三是要办事谨慎，审时妥当；四是要喜做善事，利国利民；五是要为人恭顺，谦虚礼让。如果能同时做到以上五个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奖赏。这是从上下级关系、为政品德、人际关系、做事标准等方面对为官为政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里的“忠信敬上”中的“忠”，显然来自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忠恕思想；“信”，则来自儒家的“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的思想；这里的“恭敬多让”，来自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思想。
《为吏之道》还提出了“吏有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泰），三曰擅裚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一曰见民（倨）敖（傲），二曰不安其（朝），三曰居官善取，四曰受令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府。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智（知）所使，不智（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异指；四曰善言隋（惰）行，则士毋所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这里虽名为“五失”，但具体内容却有三组、十五失。第一组“五失”：过度奢侈、富贵生骄、擅作主张、无知犯上和轻人才而重钱财；第二组“五失”：对百姓态度傲慢、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对百姓巧取豪夺、接受任命态度不恭敬、为小家而舍大家、忘国家；第三组“五失”：过分袒护自己的亲属、用人失察、为老百姓办事马虎大意、巧言令色且做事懒懒散散、妄加非议自己的上级领导。从“五善五失”的内容来看，涉及为政、德能、为民、为人处世、选人用人等方面，主要是告诫为官者，在这些方面绝不可掉以轻心、马虎大意。上述“吏有五失”的内容，与儒家思想很有关联。第一组“五失”中反对过度奢侈、富贵生骄，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第二组“五失”中的反对对百姓态度傲慢、对百姓巧取豪夺等，则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因此，过去认为秦朝“专任刑罚”的观点，有点绝对化了。儒法思想合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始皇接续了这一点。
（作者为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