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西之交》分两部分辑录了我国著名国际政治与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关于中国和西方对比的一些经典文章。辑一，主要谈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思想史问题。辑二，主要是西方哲学家对于中国的认识，以及中西哲学家的一些对比。《中西之交》不但是对陈乐民研究的主体思想及写作思路的梳理和整合，更是对其心路历程的记录。

　　陈乐民是我国“欧洲学”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和欧洲打交道，整整半个多世纪。80年代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专著——《探究二战以后的西欧国际关系》。文化之事，不是封闭里的独言独语，实则有敞开胸襟的一种互感与互动。“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和很多国际问题专家不同，陈乐民在谈欧洲问题的时候不是就欧洲谈欧洲，也不是把欧洲的一个特定时期与中国的某一特定时期做简单、机械的比较，而是能够用全球的眼光看中国，然后再以发展的眼光去消化西方的文明。

　　“比较”是必然的。正如陈乐民所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讲中国的任何大问题，都免不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做比较，特别是同西方国家做比较。”他认为，自从中国“开眼看世界”以来，我们的几代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做各种比较，从各种角度做比较。为什么比？这是老话题，也是“历史传统”。在他看来，中西文化首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其次各具不同的历史背景。在《中西之交》中，他首次廓清了“世界政治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区别”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内涵”。从比较到超越比较，中西文明“并不是非这样对立不可”。他认为，中西文明之交体现了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史观。首先，“文明的问题不能与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纠葛混淆在一起，国家关系如何归根到底系于政治和经济权益”；其次，国家之间政治分歧、贸易战“并不妨碍文明的沟通”，中西文明的总趋势仍然是“前进的、开放的和融合的”。

　　这是对当代中西之交的基本判断，也是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文化交流不同于政治谈判和经济贸易，政治、经济的谈判、签约都是比较“刚性”的，而文化的交流则是“软性”的。从实践看，相较于政治、经济中的利益冲突，文化的交流不但可以渗透到人和社会生活的深处，“对于不同民族间在人文领域里的相互认识和感染，（还）常可起到政治经济起不到的作用”，甚至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从更积极的意义而言，中西文化交流是其中的优秀文化的交流，是其中的美学原则的交流。中西之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引出人类文化的新局面。而且，中西在世界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影响深远。这大概也不是陈乐民的首创之见，二战后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和行动，日益具有制约和抵消战争因素的分量”；在经济领域里，中西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了合作关系……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方面，新的合作领域正在开拓，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正在探索。”正如陈乐民在《中西之交》中所言，一个富有潜力的前景正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刘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