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勋爵（1899－1999年）的名声享誉世界。在担任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的20年时间里，丹宁通过一个个判例——“活的法律”——演绎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诠释着判例主义的理性光芒。他更是一位法律改革家，在几十年的司法生涯中，他对英国法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被公认为是二战以后英国最伟大的法律改革家。《法律的未来》一书是丹宁改革精神的象征。

　　作者在首章记录了五位伟大的改革者的事迹，让人读来心潮澎湃。这五位伟大的改革者“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对法律改革作出过贡献。如同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学到知识一样，通过学习他们的事例，我们也可以获益”。

　　亨利·布雷克顿，第一个使法律成为科学的人，以所记载的2000个案件为基础，写成《论英格兰法律和习惯》一文，由此开创了英国的判例制度。

　　爱德华·科克爵士，在担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间虽被免职，但他却以其著作和评论闻名于世。对此，霍尔兹沃思爵士给予了极高评价：“科克对英国公法和私法的贡献就像莎士比亚对文学，培根对哲学，圣经权威译本译者对宗教的贡献。”

　　威廉·布莱克斯东爵士于1765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是学习普通法的入门书，直至今天仍被视为是普通法的经典著作。

　　曼斯菲尔德勋爵从案例中总结出法律原则并给予说明、运用于实践，是英国商法的奠基人；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则输入到法律的固定格式中。

　　布鲁汉姆勋爵是伟大的《1832年改革法案》的主要参与者，其于1828年发表了有关法律改革的著名演讲，由此开启了英国法律改革的最重要时代。

　　犹如一座座法理界碑的雕琢者，作者在书中各章论述了陪审团审判、法律援助、人身伤害、诽谤罪、隐私与秘密、权利法案等诸多法律焦点，而最后一章则阐述了法律制度的改革方向：控制权力的滥用。这一主题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仍然具有特别的镜鉴意义。

　　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一种权力等级制度，因此，权力被误用或滥用的例子不时发生。在文明社会里，对于权力滥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法律“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丹宁指出：“国王不应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美国最高法院对尼克松总统要求保持沉默的态度是，根据法律要求公布录音带的内容；首相被授予任命或解除大臣职务的权力，是惯例的力量，具有法律效力：阻止行贿受贿的唯一办法是教育人民，使他们知道它的危害，并以此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为防止宪法惯例被误用或滥用，必须确保法官是宪法的保护人；对于国会制定法律的权力，可以通过法官废除与不成文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与之对抗；对于大臣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出现不适当或错误行使，法院必须公之于众。正如阿特金勋爵所说，“他们站在行政官和臣民之间，是要确保任何强制性的行为都须有法律依据。”而新闻媒介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作者引用《格拉纳达案》中的判词说：“报纸的权力是很大的，它决不能滥用它的权力，如果报纸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就会丧失关于保护其消息来源的权利。”至于法官误用或滥用权力问题，作者的回答是：“英国法官过去一直是——将来永远是——警惕地保卫着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必须相信某些人的话，那么就让我们相信法官吧。”

　　本书语言优美、叙述简洁、论辩严密、建议中肯，这些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此外，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判例主义是英国法律的基础，普通法的发展正是通过判例的改革来实现的。丹宁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反对生搬硬套运用判例，主张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精神去改造判例，以使普通法充满生机和活力。

　　作者在书中对一些普通法主题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再一次诠释了他作为一名法律改革家的特有魅力，也深刻阐明了普通法实践理性的特征：在个案解决中发展，在判例更替中前进。

　　由此而言，法律的本真终究来源于生活的本真，司法的本真也终究要为生活的本真服务，言下之意是，直面社会问题、解决争议纠纷、促进社会治理，应当成为法律的职责与使命。或许这就是本书留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

　　（作者单位：青海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