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点亮星星之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艰苦的苏维埃运动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共武装政权的开创时期。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秋收起义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工农民主政权陆续在边界地区建立。1927年11月，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
党的六大后，中国革命运动出现新的转机，受大革命形势影响较深的湘、鄂、赣、闽、粤、皖等地方的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十几个省的边界地区迅速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纷纷建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到1930年上半年，在18个区域127个县成立了拥有1400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根据193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记载，当时“全国党员数目约在十二万人以上，但最大多数仍属于苏维埃区域”。
为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68号通告《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于同年5月在上海召开，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等重要决议。7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提出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任务”。1930年9月12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开幕，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继续着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更切实地执行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任务。”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的通告。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认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应当设在武汉，至少也要设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1931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批评，其中一条批评意见就是“完全忽视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加快了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步伐。1931年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在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成为目前革命最迫切的需要了。”当时中央根据地处于战争环境，红军正在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期不得不推延，先后拟定的八月一日、十月革命纪念节两个会期都未能如期召开。1931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将首次拟定的苏维埃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名单致电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指出这次大会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同国民党统治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个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举行。开幕当天，在叶坪红军阅兵广场上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阅兵典礼。出席大会的610余名代表，不仅出自中央根据地和红军部队，还有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根据地，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代表。
1931年11月9日，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大会还听取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作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察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大会结束后，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进程，当时各个苏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在夹缝中求生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指挥。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作为党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继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创造性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虽然在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经验模式，但是，我们党在革命道路、局部执政、党的建设、经济工作、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执政经验，成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探索适应苏区实际的法治道路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人民代表机关正式通过并公布实施的宪法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宪法实践的源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向全世界和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即“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一目标任务，既是对党的二大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申明，也宣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的革命目标，同时也表明了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苏维埃政权的主人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劳动群众，对于阶级敌人则实行专政统治。这一规定鲜明表达了党的初心使命，并从中国革命现实出发，对未来革命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作了战略前瞻和科学判断，体现了立法的政治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2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这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是工农民主专政，对工人、农民、苏维埃战士以及劳苦民众实行民主，对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等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一规定集中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3条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根据这一规定，中华苏维埃的政体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这是由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公民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以及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忠实维护者和践行者。他十分重视党的宪法法律建设，除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外，还组织制定《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革命法律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泽东集中精力指导苏区政权建设和根据地建设，亲自在叶坪搞试点，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
通过在苏区的深入调查，毛泽东与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写下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著作，指出：“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增强了对苏区社会状况的了解，也提高了苏区干部群众执行苏维埃法律政策的水平。他实际上是在探索一条适应苏区实际的法治道路。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继续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会上，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长冈乡等调查报告发给会议代表，称赞兴国县广大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并授予长冈乡模范奖旗。毛泽东作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总结报告，教育广大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和切身利益，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毛泽东在苏区推行的土地改革等政策符合农村社会实际，受到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执政根基得到发展巩固，创造了我们党局部执政的鼎盛局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统辖分散在全国各地的13块根据地，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设置了60个行政县，中央苏区总人口1933年秋达453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丁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