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雕版印刷的千年历史，有一个城市，始终与它一同闪烁着光辉，这座城市就是江苏的扬州。
在位于扬州西区明月湖畔的雕版印刷博物馆里，三三两两的参观者在展品前，凝神屏气地阅读、品赏着。数十万枚雕刻着文字和图案的木板，静静伫立于一排排的柜子中。它们沧桑的颜色和纹理，仿佛在讲述着一段久远而跌宕的历史。
千年掠影
雕版的历史，可追溯至1400多年前。据学者考证，隋末唐初（公元590—640年），由于文字的定型以及毛笔、墨、纸张的产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受到启示，将抄写工整的书稿反贴于木板上，然后用刻刀挖去没有字迹的部分，形成笔画凸出的阳文，再用墨汁涂于其上，以纸覆盖，拂拭纸背，字迹便留在了纸上。这种翻印文稿的方法即为雕版印刷。
至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雕版印刷被广泛应用于佛像、经文的传播。同时，由于科考制度的确立，社会对经史子集、诗词文赋的需求量大大增加，雕版印刷业更为繁盛。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启奏皇帝并获批准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此为有正式记载的家刻、官刻书籍的开端。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业持续发展，出现了官刻、坊刻、家刻三足并立的局面。
宋代，因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轻武的治国政策，雕版印刷的规模和技术均得到了迅猛发展，书籍刻印质量远超前人，形成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明代时，宋版书就已成为收藏界的宠儿，明末毛晋曾云：“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页）酬钱，每叶出二佰。”元明清三代，雕版印刷技艺日益成熟，出现了多色套印、饾版印刷（多版分色叠印）等技术。清代末年，由于西方铅印技术的传入，雕版印刷逐渐衰落。
缘起扬州
扬州地处肥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古物产丰饶，文化昌隆。唐太宗时，淮南道治所设于扬州，自此，扬州成为济达三江、文通四海之地。文人的会集和文化的繁荣，使得刻印产业蓬勃发展。当时的扬州，雕版印刷技术除了用于刻印历书，另一个用途便是刻印诗文。
在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宋代，扬州却由于位居南北交会之地，北宋初年和南宋时期兵祸频频，一度不能安然刻书，使得现知的扬州宋版书仅有22种，数百卷，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南宋孝宗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刊刻的沈括著作《梦溪笔谈》。
到了明代，因都城定于南京，以及雕印物资和人才的会集，南京成为全国的雕版印刷中心。而扬州与南京地理位置极近，两地工匠往来十分便利，扬州的雕版印刷水平得到长足提高，出现了大量精良刻本。王澄《扬州刻书考》著录的明代扬州刻本有200多种，存世约100多种。
清代，是扬州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时代。盐业的兴旺，使得这座城市一举成为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并延续数百年之久。商业的巨大发展又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发达，其中，康熙年间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先后奉旨在扬州设局刻印《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两部书无论是写样、雕刻，还是印刷、装帧，都极尽精美。康熙皇帝看后大为赞赏：“刻的书甚好”“刻得好的极处”，至此，扬州的雕版印刷技术跻身国内一流。
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的兴盛，除了官府力倡之外，文人学士亦贡献颇巨。如儒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九省疆臣阮元，均组织刊刻了多部书籍。名列“扬州八怪”之中的郑燮、金农还亲自手书上版，刻印了极为精雅的《板桥集》《冬心先生集》等。
晚清时期，新的印刷术从沿海大城市进入中国，逐渐向内地大城市辐射。由于扬州属中小型城市，雕版印刷退出舞台的步伐明显缓慢，再加上扬州文化积淀丰厚，喜爱和精于刻印的人很多，尤其是一些民间匠师，以开设私营书店的方式，让这一技术得到了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随着工商企业公私合营制度的实行，国有的新华书店将私营书店收归、整合为古旧书店。鉴于图书馆和学者对古籍的需求，1960年，该店成立了专事古籍印制的部门——扬州市广陵古籍刻印社。起初，该社使用陈恒和书林的古籍书版印刷线装书，后来，为了丰富古籍品种，又选用古旧书店收购的珍稀古籍为底本，新刻书版印书。但由于版源有限，1961年，古旧书店根据苏浙地区藏版损毁严重的情况，向上级提出集中保管、使用全省古籍版片的书面建议。不久，江苏省文化局发出征集省内藏版的通知。随后，扬州市政府决定，将广陵古籍刻印社由邗江路迁至高旻寺大院内，接收原苏北干部疗养院房屋60余间，用于版片保管和雕版印刷生产。1962年初，刻印社迁址完毕，原收藏在南京、苏州等地的书版陆续运抵。当年，该社又与浙江省图书馆达成协议，起运部分藏版，交广陵刻印社整理、修补、重印。在其后的一年间，广陵刻印社集中了约20万片书版，其中有丛书57种，单行本125种，计8900余卷。为适应保管书版、刻版、修版、印刷、装订的需要，刻印社增聘了雕版印刷老技师和年轻工人，人员增加到60余人，并分设了写刻、印刷、装订三个生产车间，刻印社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颇具规模的企业。
风雨归舟
“文革”期间，偏于一隅的广陵古籍刻印社，未能幸免于风雨，它被以“传播封资修的黑工厂”之名强令撤销，在编人员与资产并入新华书店，版片、半成品被封存，工人全部遣散。
临行前，刻印社负责人王澄带领工作人员将全部版片作了整理，送入寺后小山上的两栋版库，封好门窗，并雇了两个农民代为看守。
不久，“破四旧”的风潮又起，为防止版片被毁，王澄赶回高旻寺，将版库糊上窗纸，加上门锁，并贴上“新华书店红卫兵封”的纸条。
但这一招，终究没能让版片躲过灾难，1968年，邗江县革委会决定在高旻寺建设邗江丝厂。该厂人马一到高旻寺，就拆庙建厂房，并强占原刻印社空房，砸开版库门锁。历经千百年岁月而得以保存的书版，被工人像瓦片一样乱抛乱扔，或是当柴火塞进了灶膛，稍微识货的则将版片拿回了家，整个版库被毁坏一空。
王澄为此四处奔走、呼号。终于，在1972年春，《人民日报》一位姓丁的记者来扬州采访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并赶赴高旻寺，目睹了版片受损的惨状。震惊之余，他拍下照片，并很快撰文在《内参》披露。
此文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指示国务院文博组“立即过问，务必抢救”。总理的指示很快在江苏省和扬州市贯彻执行。江苏省革委会通知扬州市革委会，立即抢救保护书版，并拨款一万元作为经费。扬州市责令丝厂当日让出强占的版库，市新华书店迅速成立抢救小组。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劫后余存的十多万片雕版全部整理、登记完毕，版库交新华书店雇专人看管，并定期熏蒸杀虫。
老树新枝
古籍版片的抢救，使濒临灭绝的雕版印刷技术保存了下来。1978年，广陵古籍刻印社恢复重建，并更名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归属扬州古籍书店领导。
然而，和许多传统手工艺一样，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雕版印刷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与生产力要求的不合拍。是让它成为博物馆里的展示品，还是让它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认为，生产性保护是让传统技艺焕发青春的良策。”曾经担任过广陵古籍刻印社社长的刘向东先生回忆往事，依然充满深情。
于是，刻印社将健在的十多位雕版印刷老师傅延请回社，并招聘了一批年轻人作为技术传承人。生产的架构搭起来了，还得有市场需求。刻印社将古籍的市场锁定于图书馆或个人收藏、礼品、旅游纪念品等范围，开展了旧版翻印、新刻木版印刷、影印线装等业务，其中新刻的四十卷《里堂道听录》、大型线装本《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邓小平文选》，均广受赞誉。
如今，在广陵古籍刻印社，写样、刻版、刷印、装订四个关键技术都有着自己的能工巧匠，古老技术在他们手中焕发着春天。
芮名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社里从事写样工作已有36年，他的一手宋体和楷体字妍丽秀逸，神采俊然。他曾主持书写了《里堂道听录》，其中的寂寞坚忍，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化作了他心底的一缕馨香。
国家级雕版大师、现年69岁的陈义时，13岁随父学习雕版技术。“做版的木材最好选用棠梨木，纹路紧凑，硬度大，便于雕刻，而且耐印。再经过几个月的浸泡和干燥，然后修平、刨光、修整为所需规格。刻字程序主要是扯线、引线、发刀、挑刀、打空……”谈起伴随自己大半生的手艺，陈义时如数家珍。这些年，他培养出了多名徒弟，心爱的女儿也被他引上了雕版之路。
相对于写样、雕版，刷印技术易学难精。省级大师李江民，市级大师侯桂林等，在这方天地里勤耕不辍，带出了一支20多人的纯熟队伍。全套线装技术在广陵古籍刻印社完整保留，包括分书、折书、数书、齐栏、切书、扣面、打书根、订线、贴签条、装函套等，技术熟练的工匠逾百人。
现在，广陵古籍刻印社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雕版古籍生产基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CTBT图书馆学报》曾专文介绍该社出版古籍的情况。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均拍摄了广陵古籍刻印社的风貌。
200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内唯一的雕版印刷博物馆在扬州西区的明月湖畔落成。2006年5月，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9年9月，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为申报主体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滋养我们的传统文化，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学者冯骥才如是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如何做好落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