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忧危之中，方见直臣之节。直臣，就是以谔谔之态直言谏诤之臣。直臣有“三攻”：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皇亲国戚之过。照此标准，清代的孙嘉淦堪称“直臣”。

　　一代“圣主”康熙爷的后半辈子并没过好，因为皇子们“煮豆燃萁”，相煎太急，把他折腾得够呛。最终，皇四子胜出，继承大统，年号雍正。为了巩固得之不易的皇位，雍正帝开始了大清洗，然而，树敌太多，招致非议——四阿哥的皇位来得不明不白。各种谣言甚嚣尘上，雍正帝对此事特别敏感，专门发布了一篇自我反省的文章，叫《大义觉迷录》，说事情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你们冤枉我了。

　　当然，他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是鸡是蛋，朝中大臣都不好说什么。这既是皇帝的家事，又是事关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说不好轻则罢官，重则掉脑袋。然而，就有那不怕死的，这人就是31岁的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劝皇帝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停止对西部用兵。另两件事也就罢了，这第一条明摆着是影射皇帝骨肉相残。雍正帝看罢，暴跳如雷，大骂：“翰林院岂能容此狂妄书生？！”谁都不敢接皇帝的茬儿，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只好硬着头皮说：“孙嘉淦确实狂妄至极，但臣佩服他的胆量。”

　　要不说整天伺候皇帝的人就是皇帝肚子里的虫呢，朱轼深知皇帝的套路是不按常理出牌，此话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皇帝听后先是沉默，后转怒为笑地说：“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

　　孙嘉淦从小家境贫寒，他劳动余暇，刻苦读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时年30岁。值得一提的是，孙家亲兄弟三人都是进士，“一门三进士”的荣耀至今在山西兴县还被人称道，但孙嘉淦在康熙朝中9年仕途生涯，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入载史册的事，直到这次上疏。

　　孙嘉淦因祸得福，由翰林院检讨升为国子监的老师，从此以直言进谏的“直臣”名闻天下。等乾隆帝上台后，相中了孙嘉淦有“诤言”这点，授吏部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专管官员，相当于兼组织部和纪委的两个职位。这一年，他54岁。果然，他没让皇帝失望，也没让天下人失望，立马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

　　这篇奏疏可不得了，被后世誉为“大清第一名疏”，甚至到了嘉庆、道光朝，天子初登大位，仍有大臣抄录这篇奏疏上奏，给皇帝提醒。《三习一弊疏》着眼之高，语言之精绝令人拍案惊奇，抨击之广则直指人性的普遍弱点，其笔锋之利让所针对的人读来不免如芒在背，赧然难安。好在乾隆帝看了之后表示挺喜欢，升了孙嘉淦的官，让他做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

　　然而，乾隆三年的一次谣言，却吓得“直臣”孙嘉淦心惊肉跳。那时候，有传言说孙嘉淦给皇帝上了秘密奏折，把朝中重臣骂了个遍。虽然皇帝及时出面澄清，但受此次流言启发，孙嘉淦将平时所著文集《春秋义》一把火焚毁，连书版都烧了个一干二净，绝不在文字上授人口实。他通过这一极端做法，向世人宣告：我孙嘉淦在世上没留下只字片纸，以后别再诬陷我了。从此，他更加谨小慎微，从一名有铮铮铁骨的直臣变成了官场好好先生，遇事先和稀泥。

　　俗话说怕啥来啥，谣言并未终止，仍在民间流传，并添油加醋，最终发酵为震惊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乾隆十六年，多省同时发现一份以孙嘉淦名义写的万言书，指斥皇帝的种种过错，质疑其统治合法性，归结为“五不解十大过”。乾隆帝震怒，动员整个官僚机器彻查，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余人因传抄而获罪。然而，真凶如同幽灵一般，案情几度柳暗花明，最终却又山穷水尽、毫无头绪。在案件追查过程中，孙嘉淦屡屡对家人痛哭：“为什么假托的是我？为什么会是我？”最终，他惊惧而死。

　　孙嘉淦是清代官场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讽刺。清代禁书和文字狱等言论钳制措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雍正在位13年，兴文字狱20起，乾隆皇帝在60年的统治期内，更是发动过130起文字狱，这对读书人的思想、气节影响深至后世，给后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一个惊惧而死的“直臣”，留给我们颇多思考。赵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