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酷寒，感觉有感冒的症状，乃煮茶水驱寒。一般而言，阳光一出，驱散阴霾，寒气自然退去。可是，这些日子，阳光普照，却抵挡不住北极的寒风和冷气团。

　　在这种时候，古人的风俗，自是或围炉煮茶，或饮酒自娱，前提是，有遮蔽寒冷的一隅，绝不能屋漏、墙破。前者，自有太多的文人，炉火暖屋，杯盘交错，不说也罢；后者，先想起的，是老杜，是茅屋秋风，寒士冻毙。杜甫晚年诗歌写得最多的，是一家人在江边舟中，听凄风苦雨，还时不得安宁，战事纷扰，急避不及。他最后悲惨地死在客旅，“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艰难的生活，为诗圣的作品提供了素材和气氛，但其苦却是后人难以想象的。《羌村三首》其一云：“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其二有：“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诗中称“晚岁”，实际上他才46岁，却因为饱经忧患，心境已衰，所以眼见的唯有柴门鹊噪，萧萧北风。所以，杜甫的苦是真确的。

　　相比之下，白居易写烧炭翁，日子却很饱暖。苏东坡发配黄州，至少有一个名义上的官衔，有一份薪水，发牢骚也是有底气的。甚至陶渊明，再写穷，也有数亩地，能赏菊，有酒喝。不为五斗米折腰，得有经济基础，乃能寄怀“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所谓穷而后工，悲愤出诗人。后世评论者，多说得轻巧；相信没有文人会因为创作的宏愿，而兀自追取穷困与悲愤的，倒宁愿一家人过得安乐，心中安然，笔下即便无文章也不以为欠缺。从诗歌中可见，杜甫一直在奔波，努力谋一职，做一事，有尊严地养家。但生逢乱世，总处于落魄的境地。诗圣留下的作品，可称血泪之作，郁闷之辞。

　　现代中国文人之苦，和杜甫比较，倒不在物质生活；新中国的文人、艺术家，潦倒的不多。当然，在特殊年代精神上受到的伤害，也如凛冽寒风。所以，老舍在池塘边呆坐一天，唯有自沉一途。傅雷被批斗、羞辱，斯文扫地，只得悄然和夫人一起归天。林风眠把上千张画作捣成纸浆，在抽水马桶里销毁，以免戴罪，还是逃不脱“特务”的牢狱之灾。幸而，这样的时代已然不复存在。

　　但是，文人的痛苦和忧郁，在时间里浸泡，等到一丝阳光后，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画展、拍卖、炒作。即便最近一款收视率奇高的电视“朗读者”节目，其中穿插的广告，已经让人苦不堪言。

　　我这样想着，深深觉得文人无论得意还是落魄，终究是苦寒者。在乱世，被政客所轻视；难得身处盛世，偌大的商圈为了替自己贴金，涂脂抹粉，招揽文人墨客，却多能致招之即来的效果，因为文人把持得住者稀有，有欲则难刚，把人性最深的暗抛了出来。因为一味想着邀功和献媚，如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之气，是做不到的。若以陶渊明的“行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衡量，无非痴人说梦。

　　远离喧嚣与贪欲，才真正是文人的归宿。但有多少人，会勘破这一重看似绚丽的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