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现象级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引发了全民热议。在剧情中,围绕“大风厂股权纠纷”,“高利贷”背后的一系列官场权力斗争、贪腐案件等次第展开。追剧之余,人们不禁追问:现实中,高利贷究竟造成了多少罪恶?这颗“毒瘤”为何长久难消?
在《人民的名义》剧情中,大风厂老板蔡成功的噩梦始于高利贷。先是因为借了8000万元的高利贷,无力偿还,蔡成功将工厂股权以5000万元的价格通过京州城市银行质押给山水集团以获得“过桥贷款”。结果银行断贷,过桥贷款到期之后变成了高利贷,大风厂的资金链因此断掉,最终爆发了“一一六”事件。
在现实中,所谓过桥贷款,也被称为“倒贷款”,是一种特殊的短期贷款,用于弥补借款人短时间内的资金缺口,通过过桥资金达到与长期资金对接。当企业归还了上一笔贷款,又遇到下一笔贷款资金还没发放的情况,就会需要借入短期资金维持运营。这笔短期资金就像一座过渡的桥一样,因此被称为“过桥”资金。
“融资难”导致蔡成功不得不铤而走险寻求过桥贷款,但过桥贷款风险很高,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旦银行后续贷款没跟上或者抽贷,企业资金链就会断裂。近些年,在泛亚、e租宝等P2P网贷平台中不乏企业过桥、周转类借款的身影。由于一些借款人是从银行贷不来款的次级借款人,偿贷能力较差、信用等级低、资金链脆弱,平台倒闭、老板卷款跑路等事件屡有发生。
过桥贷款最怕的是“桥”断了,也就是说好的银行贷款没有接上。按照蔡成功的说法,过桥贷款本是三方获利:放贷方收取大部分利息,银行收取小部分利息,贷款方获得资金。京州城市银行若能像往常一样正常放贷,蔡成功就能顺利还上过桥贷款。
都说抽贷猛于虎,现实中,因银行抽贷、断贷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例子并不罕见。尤其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不断出现,银行一旦抽贷,必然让这些企业雪上加霜,有的不得不借高利贷。
高利贷有多可怕
高利贷,是指索取高额利息的贷款。因为一些高利贷“利滚利”孳息,老百姓将其形象地称作“驴打滚”。根据央行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目前,这个4倍利率一般是指年化利率24%。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4%至36%作为一个自然债务区,法院尊重既成事实。
在电视剧中,蔡成功以日息4‰获得山水集团的过桥贷款,折算成年化利率是146%,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无疑是高利贷。蔡成功因为银行断贷,偿还不上本金5000万元,利滚利滚到了6000万元、7000万元、8000万元,3个月后京州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股权质押协议把大风厂判给了山水集团。而在此之前,蔡成功也借过8000万元的高利贷,利息就达到7000万元,一共1.5亿元。因无力偿还,他被人追杀、绑架、关狗笼子,差点儿一命呜呼。
高利贷往往与暴力催债相伴而生。现实中,一些急需用钱的人跟蔡成功一样不得不染指高利贷,一旦还不上就可能被暴力催收,严重者甚至发生血案。前不久,发生在山东聊城的“辱母案”,就是由高利贷暴力催收引发的。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1年至今,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以20%左右的增幅逐年攀升,2016年达142万件,标的额高达8207.5亿元。
源头治理,全方位打击
大风厂的遭遇,反映出民间融资市场混乱、高利贷猖獗等问题。
“民间借贷是市场活动、民事活动,但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民间借贷的风险,甚至会威胁金融安全和稳定。”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我国对高利贷一直实行从严治理的政策,逐步形成了在经济层面疏导、行政层面规制以及利用刑事手段打击的分层治理、从严打击的理念,并在此理念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受访专家指出,由于这些治理措施集中于限定借贷行为本身、强调对高利贷进行打击,而未真正触及高利贷核心基础——资金供需双方借贷意愿的自然结合,导致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治理高利贷,关键在源头。高利贷的产生与诸多因素有关。部分专家认为,解决高利贷问题,根本在于解决社会融资难与闲余资金缺乏稳健投资出路并存的问题。但也有专家指出,高利贷问题的根源不是融资难,而是融资太容易。在央行银根宽松之时,银行热衷于向企业贷款,造成企业盲目扩大生产或是投资非实业赚快钱,不断加杠杆,最后导致企业过度负债、银行信贷过度。一旦银根紧缩,即“涝旱急转”,就表现为企业融资难、银行抽贷,为高利贷提供了土壤。此外,银行因种种原因,倾向发放短期贷款,形成严重扭曲的信贷期限结构,使企业每年需要“倒贷款”,为高利贷滋生提供了空间。
治理高利贷,应综合施策。当下,对于高利贷,有人认为,一个人信用不足或急需资金救急时,银行不借、亲友不理,此时有人肯借你钱,哪怕利息高些,至少也是一条路子。也有人认为,高利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用最严厉的刑事手段予以惩处。相对中立客观的观点认为,市场的问题应靠市场解决,民间借贷有其合理性,关键是要厘清借贷和催收行为合理合法的边界。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应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刑事打击等手段解决。
治理高利贷,应纳入法治轨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目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处罚和强制手段有限、破产及其处置机制仍落后等,使许多债务纠纷解决起来特别困难。他认为,治理高利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相关监管措施和法律法规没有跟上,导致一些经济行为失序,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半月谈记者 潘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