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标准的“60后”，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的江东公社燃烧青春；赶在1980年大裁军前入伍，在云南某后勤部队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恢复高考后头几年，较早一批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服从分配，成为原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科技处一名工作人员。

　　如果命运没有易辙，也许学习建材机械专业的我会在玻纤领域另有一番建树。

　　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学习，参加由司法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第二届全国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培训班”。当时的玻纤院，隶属于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也是我国唯一从事玻璃纤维研究、设计、生产的综合性院所。我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单位里的科研项目、成果管理和技术推广等管理工作，急需精通技术转让、咨询和服务的专门人才，我成为院里的重点培养对象。我也由此开始涉猎法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专业律师并不多。在业务往来中，我认识了老牌法律顾问李为民。从零基础开始，我走上法律实务之路。

　　当时虽已经是科技处副处长，但内心深处仍有一份隐隐的危机感。我的法律是零基础，现在自己又从事这方面工作，必须得多学点东西。而且，经济要发展，自主创新是关键，伴随而来的产权问题必将日益突出，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将长足发展。1990年，30岁的我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接下来，又到南京大学读了3年经济法专业。

　　1994年年底，我又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亦师亦友的李为民找到我，让我牵头创办律所。当时，南京市法学会想办一个律师事务所，从而以会办所，以所养会。副会长李为民一下就想到了我。经过与单位协商，最后决定两家共同合作。

　　由于当时其他人还没有到位，律所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真正执业，我必须在两个角色间迅速切换：一周工作日，前半周在科技处做管理，后半周为律所跑业务。

　　1995年，在广州路上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三法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三法”，取自法学会的办会宗旨：法学研究、法制宣传、法律服务。

　　同许多创始人一样，创业初期的点滴至今历历在目。我还清楚地记得律所刚成立时的情境。一张沙发、一张办公桌、一面书橱、几个木质椅子，律所就开张了。没有明确类别，民事、刑事、经济类的案件都接。

　　从最初的两三个人，到如今执业律师60人的规模，队伍越来越壮大，办公场所越来越宽敞，律所的名气越来越大。“文明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的荣誉接踵而至，我也获得了“南京市十佳律师”“江苏省优秀律师”“江苏知名律师”等称号。

　　律师之外，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江苏省人大代表。

　　是荣誉，更是责任。这是自2003年首次当选省人大代表时，我就时时提醒自己的话。不是“全职”代表，但要做“全天候”代表。

　　连任三届人大代表，五年一届，看起来时间不短，做起来转眼即过。人大代表要善于发挥专业特长。作为律师的我，特别关注与法治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通过人大提供的履职平台，建言献策。

　　2014年，我参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行政处罚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参加了全省法院审判工作视察、全省反渎职侵权工作调研和省人民调解条例立法调研等活动。

　　2015年，前往无锡检察机关反贪办案区调研，参加了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虐童案审查逮捕听证会。

　　2016年，前往盐城、无锡就《江苏省司法鉴定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工作展开调研，前往苏州、常州就全省刑罚执行法律监督问题进行调研，列席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并就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问题作专题发言。

　　14年以来,提交近60件议案、建议，每年不少于20天的履职活动。平衡工作与履职之间的矛盾，是每一个代表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也不例外。但相比较在制度层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普惠社会，时间和精力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孙勇系江苏省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