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对于一些正遭受暴力和冷暴力的孩子来说,正合适。

　　这些天,携程亲子园事件成为媒体热闻。两三岁还在蹒跚学步的懵懂幼儿,本该在父母信任的亲子园得到细心的呵护关爱,却遭遇老师阿姨喂芥末、恶劣推打,视频曝光后引起公愤。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事件“后果严重”,除了开除当事人、向家长致歉、安排幼儿体检外,涉事老师、保育阿姨和园长均被刑拘。

　　在我国,幼儿园虐童其实已经算不上新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会曝出类似消息,后续发展是:开除当事人——道歉——事件平息,然后再隔上一段时间,换个地方,又发生情节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

　　稍稍关注孩子成长的家长内心或许都会有一些疑问,儿童虐待到底是不是偶发事件?我们未成年的孩子,受到或者正在受到哪些伤害?能不能杜绝伤害,还孩子一个和谐美好无忧的童年?

　　虐童,不能因小概率就忽视

　　何莉莉是北京房山区一家幼儿园的园长,从事幼教工作11年,做过带班老师、主管教学的主任,再到园长,她向记者介绍,幼儿园虐童算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但凡对声誉有一点要求的学校,都不可能许可老师打孩子,“它要生存,要招生,这种事一旦曝光,对幼儿园的声誉会造成极大损害,后果严重的可以直接导致关闭。所以园方是不可能容忍老师的不良行为的。”

　　应然并不代表必然。远的重大伤害事件不说,最近几天除了携程亲子园事件,广西一家村办幼儿园、西安一家民办幼儿园也先后被曝出教师针扎、推打孩子的恶劣行为。何莉莉心有不平地说,全国从事幼教行业的人有几百万,我们的形象都被极少数伤童“败类”损害了,以致一些家长每每看到类似新闻,就忍不住跑到幼儿园,询问“你们的老师打不打人”,弄得她哭笑不得。

　　她理解家长的担心,反复解释园方有严格监管,非但不允许打孩子,连喝斥都不能。

　　携程亲子园事件再度给了何莉莉警醒。在她看来,正是管理者的长期放任,才导致了教师和阿姨敢于给孩子喂芥末、推搡孩子。“如果平时监管到位,不可能发现不了老师的不端行为。”

　　教育学博士、河北大学张莅颖教授曾经担任河北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在她看来,幼儿园虐童事件是偶然事件,但并不能因为偶发就听之任之。“这次司法机关做得很好,及时介入,刑拘当事人,给了公众很好的回应。以前这些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太小了,园方出于息事宁人考虑,仅仅是开除涉事老师了事。这都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张莅颖对虐童行为的态度是“零容忍”。但她更愿意思考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她介绍,近十年来,我国幼师资源严重不足,行业门槛低,造成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如果园方再忽视管理,出问题就变成迟早的事。

　　“你可以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下岗女工再就业创办幼儿园,某某下岗女工在幼儿园就业。可见这个行业的门槛有多低。其实幼教行业专业性很强,不是什么人都能做。从业者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素质,甚至有些人潜意识里认为管教必然伴随着小打小骂,发生粗暴对待孩子的行为就不奇怪了。”

　　在张莅颖看来,虐童事件不是不可以避免。国家加大对幼儿教师的培养,园方做好监管,家长信任、配合学校,每个环节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伤害孩子的事就基本可以杜绝。

　　虐待只是伤害的冰山一角

　　与一般人所持儿童伤害是小概率事件的观点不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工作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认为,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受到的伤害很普遍,几乎无处不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携程亲子园事件里的伤害,那是我们看得见的伤害,还有大量看不见的伤害,譬如剥削、性侵、拐卖、忽视、言语暴力和冷暴力,等等。”

　　为何不时就会曝出儿童伤害的新闻?在童小军看来,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公众的认知出现偏差,把成人世界针对儿童的暴力淡化了,让人误以为这不是社会问题。谈到儿童伤害,人们容易限入两种情形:一是想到极端案例,比如携程亲子园事件,而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以为是个别案例,不值得投入精力来改变。二是想到平常的小打小骂,认为很轻,打一下也没有多严重的后果,不用采取什么措施。正是这样的淡化认知,导致儿童伤害事件经常发生,却没办法扭转。

　　“只要是持续进行,先不要说重的暴力伤害,哪怕是挖苦讽刺,如果来自亲近的人,比如父母、老师,延续一段时间,对于孩子来讲,伤害都是无以描述和无以挽回的。”

　　儿童在成长中人格心理很脆弱,尤其是“看不到的伤害”,对人格心理的影响会持续一辈子。长大后,他的生活会不正常,人际关系难以亲密,严重的会导致抑郁。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是,暴力伤害极有可能造成代际传递。一般而言,被父母吼大的孩子,长大后会对身边亲密的人重复上一代的行为,从而导致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会有心理缺陷,人格不健全。

　　“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把儿童伤害作为一种公共健康、公共卫生问题提出来,就是因为它虽不像瘟疫一样,好像有多显性的恶劣后果,但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造成整体人口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

　　童小军说,成人针对儿童的暴力伤害一般很隐蔽,容易被忽视,比如老师的语言暴力,家人的虐待。

　　几年前,广州碧桂园小区就发生一起极端虐童惨案,7岁的女孩彤彤遭遇亲生父亲和继母的虐待,睡在阳台,经常挨打,不给饭吃,7岁的孩子只有3岁孩子的体重,瘦得皮包骨,有一天孩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从二楼跳下去偷小区商店的面包被发现,这段长达4年的虐待事件才被揭示出来。

　　童小军调研发现,在一些单亲家庭和寄养家庭,大人的压力和不良情绪很容易向孩子发泄转移,有些人会无所不用其极。“例子太多,不过因为隐蔽或者未造成极端后果,没有被曝光而已。”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加拿大儿童受虐电影《晨曦中的女孩》,就“血淋淋”地展示了这些残酷细节。母亲病逝,父亲和表妹(表弟的妻子)勾搭,小女孩奥罗尔非常抵触父亲和继母,继母为了树立威信,对奥罗尔开始施虐。起初只是殴打,但是奥罗尔不肯屈服,继而发展到用烧红的烙铁烫孩子的全身。最后奥罗尔死于血液中毒,死时体无完肤,尸体惨不忍睹。

　　电影出品方为了唤起全球对儿童受虐的重视,特意郑重地在片头打上“献给一亿因遭受家庭虐待而患有人格分裂的孩子们”。

　　“不要以为暴力、虐待、伤害离你的孩子远,那极可能是因为你的轻视,或者他(她)没有言说。”童小军介绍,国内一些小规模的调研数据显示,有的地区高达60%的孩子表示自己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和暴力伤害,最轻的比例也有15%左右。而在暴力环境下成长或遭遇过暴力伤害的孩子,长大后其偏差行为和犯罪比例要高很多,尤其是在身体暴力和性暴力方面。

　　必须创建系统的儿童伤害救助制度

　　童小军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做相关制度设计和制度推进的研究。在她看来,目前要做的首先是对儿童权益认知的强化。

　　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签约国家,公约明确规定,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各国应保护儿童免受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打孩子是绝对不可以的,更不必说虐待。什么叫虐待?非正常地重复地对孩子进行肢体暴力,这就叫虐待。如果发生这样的行为,应该负法律责任。社会、学校和家长一定要有这样的红线意识。”

　　立法方面,针对儿童伤害,我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多部法律,在童小军看来,目前的法律规定都过于原则,没法落地。

　　她认为,立法上要对虐待行为有详细的描述和界定,让人们很容易辨识,只要有这种行为就可以报告。当然,要有报告的地方,即有门可报。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儿童伤害很多时候是隐性的,像这次亲子园事件里,老师和保育阿姨的伤害行为是公开的,但孩子太小,没能力对外言说,所以应该对专门从事儿童青少年工作的人有特别要求,发现虐待和伤害行为,必须强制报告。强制报告制度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儿童在家庭里可能遭受的虐待。

　　要实行劣迹记录者行业禁止制度。法律应该规定,对于专门从事儿童青少年工作的人,一旦有伤害行为记录,此后永不得再进入这一行业。

　　还要有专门的受害儿童服务体系,帮助那些遭受伤害的孩子。童小军介绍,很多时候,一旦孩子被欺负,家长并不能起到很好地保护作用,反而是埋怨,尤其像性侵和校园欺凌,有的家长觉得不可思议,你不会反抗吗,不能求助吗?比如性侵案,家长连带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把这种感觉反馈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加倍感受到伤害。所以一定要有针对受害孩子的服务系统。而这样的服务系统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门协作。她建议从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机构,统筹协调民政、公检法司、卫生、教育等部门。

　　“儿童保护必须打人民战争。有机制了,发动所有人,看到儿童被伤害必须报告,知情不报,会被起诉。然后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其职责是和公安民警一同前往事发地点,认定是否为儿童伤害事件,如果是,就要把受害人安置下来。这就需要和医疗部门联动。除了对施害人的惩罚,还牵涉到受害儿童维权,这就需要司法援助。还有一些性侵案孩子,有的需要异地安置。如果没有国家统一协调机制,很难真正帮到受害的孩子。”

　　“完善法律,强有力地执法,建立一个各部门联动协作的后续帮扶系统,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童小军说,上述工作都做到位了,儿童权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作者：郭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