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意不同

　　最高检五年工作报告文本分析

 

　　3月10日上午,澳门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最高检派员旁听审议。记者张哲 摄

　　2014年正文约0.82万字,附加2个附件,共计32页;2015年正文约0.93万字,附加2个附件,共计35页;2016年正文约1.09万字,附加5个附件,共计63页;2017年正文约1.07万字,附加6个附件,共计79页;2018年正文约1.28万字,附加5个附件,共计87页。

　　近日,在最高检办公厅的大力支持下,本报通过梳理分析这五份报告中的“变”与“不变”,从一个侧面展示五年来检察工作的发展脉络。

　　“晒”的内容有什么不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意不同。”这是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对五份报告所“晒”内容作出的一句话概括。

　　年年岁岁花相似,指的是历年报告之间存在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指导思想的根本一致性,这是报告之间最根本的关联。历年报告无论是总结工作还是部署工作,都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遵循。

　　检察工作的内在连续性,这是报告之间最实质的关联。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职能具有法定性、规范性,历年工作之间是一种累积迈进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历年报告在反映检察工作时,既要有“全面性”,把主要职能职责都囊括进去,又要体现一定的“纵深感”,尽可能地展现检察工作新进展、新亮点。

　　报告结构的相对稳定性,这是报告之间的风格关联。历年报告都是先总结工作,后部署工作;总结工作时,都是先讲履职情况,再讲存在问题;讲履职情况,都是先讲“大宗”职能,再讲专门检察工作和其他特色工作。报告中都有一段“致谢”,简明扼要地表达出对检察工作能够取得发展进步的理性认识。报告也都专门制作了附件,作为对正文的进一步补充与说明。

　　具体来看报告正文,每年报告均由先说履职情况、再谈存在问题、后提工作打算的“三段式”架构组成,既有利于全面反映检察工作情况,给人以条理清晰的感觉,又符合人们认知事物的逻辑思维习惯,便于大家接受。

　　在篇幅比重上,综合历年报告来看,“谈履职”占七八成,“谈打算”占两成左右,“谈问题”占不到一成。这主要是考虑到,谈履职情况贵在“实”,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条分缕析地讲清楚,拿出一本“明细账”;谈存在问题贵在“准”,力求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无需过多铺陈;谈工作打算贵在“精”,讲干货、讲重点,简明扼要、要言不烦,让人一看就明白要干什么。

　　岁岁年年意不同。每年报告从内容到形式,均努力追求在往年基础上有更好的改进,坚持稳中求进。

　　在报告履职情况时,历年报告采取了“多则八项、少则六项、以七项居多”的结构框架。比如,2014年为六项,2017年为八项,2015、2016、2018年均为七项。

　　选取这些项目进行报告的理由和依据,从总体上来说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使命与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比如,最常见的“七项”,就其主题范畴而言可以概括为维护稳定、服务发展、惩治腐败、诉讼监督、司法体制改革、队伍建设、接受监督。而2014年之所以是“六项”,是因为其报告的是2013年的履职情况,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全面系统部署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尚未召开,所以没有“司法体制改革”这项内容。2017年报告之所以是“八项”,是由于把分散在几个不同项目中的事关服务和保障民生的内容合并,单独作为一项进行报告,概括为“保障民生”项目。

　　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表示,无论选取项目多还是少,都做到了对检察机关法定职能职责的全覆盖,并且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

　　各项目之间的排序,基本按照上述“七项”模式排序。这种排序首先体现了自觉将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的大局观,同时又体现出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前、加强司法改革和队伍建设等自身创新发展的内容在后的合理模式,而把“接受监督”放在最后实际上也是为了强调检察机关始终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理念。

　　具体到单个项目的内容,历年报告坚持尽可能展现出历年检察工作的新特点与新进展,防止给人形成工作报告年年只做数字“填空题”的印象。比如2018年工作报告在这方面就体现得很典型:特别注意反映近五年来各相关工作的发展变化,力求展现出“纵深感”。

　　对待过去的工作既要客观评价取得的进步与成绩,又要清醒认识工作中的不足与问题。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工作报告中一直坚持深入查摆自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表示,总的要求是对标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大处着眼、精准聚焦,找准差距、抓住要害。

　　从历年报告的实践来看,查摆问题聚焦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队伍素能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等几个大的方面。与此同时,每年又会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有增有减,特别是在查摆的具体问题方面各有侧重。

　　历年报告对当年工作的安排,总的原则是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检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具体来说,主要是融会贯通、充分体现以下几个方面要求:一是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安排工作;二是紧紧围绕落实代表委员意见建议、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改进工作不足安排工作;三是紧紧围绕全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安排工作;四是紧紧围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安排工作;五是紧紧围绕强化自身建设安排工作。

　　“晒”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检察工作极具专业性,在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看来,工作的专业性不等于报告的艰涩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充分体现强烈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在历年报告起草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一以贯之地追求通俗易懂的平实文风,竭尽所能地拆除可能的阅读障碍,努力让人民群众能够像读报纸一样“读”报告。

　　在追求报告的专业性与平易性完美结合的道路上,五份报告逐年作出了持续不懈的改进努力。比如,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方面更加及时、更加广泛、更加充实了,在报告语言风格方面更加平实、更加通俗、更加活泼了,在拆除阅读障碍方面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彻底了,在增强可读性、趣味性方面更加让人“赏心悦目”了。

　　“用数字说话”,属于极具说服力的工作成效展示。历年报告中,大量数据跃然于纸。统计显示,2014年报告有数据90个,2015年有99个,2016年有117个,2017年有142个,2018年有138个。

　　据介绍,历年报告中的数据基本涵盖了检察工作的主要指标,能够有效反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和检察事业自身发展情况,并且这些数据都经过了反复核实、及时更新。“用这些数据来衡量检察工作发展,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效度和信度,是一种科学的做法。”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说。

　　运用数据时,报告亦颇为“讲究”。比如,使用数据做到诚实、客观、全面,不仅坚决杜绝“假数字”,还力戒只选择使用“好数字”。又比如,数字虽然常常很有说服力,但往往又缺乏解释力,所以强调把文字表达与数据使用结合起来,既彰显数据意义,又缓解视觉疲劳。

　　如果说纯粹的文字表述甚至包括数据展示都带有一定的抽象性,案例则具体可感,能够增强报告的可读性。2014年报告用了2个案例,2015年用了21个,2016年用了29个,2017年用了32个,2018年用了45个。

　　在案例展示方面,历年报告均采取了“正文点题、附件详解”的体例,二者详略互助、相得益彰,既节省了正文篇幅,又满足了大家“胃口”。而在案例选择上,历年报告所列案例都是社会各界广泛关切的案例,有的甚至是社会热点、舆论焦点,所以列示这些案例本身就是对人民负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表现。

　　从纵向来看,历年报告在案例的选取与使用上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较早几年的报告中,选取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查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和依法纠正冤错案件方面,近年来除选取这些方面案例外,还进一步将案例使用扩大到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以及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惩治涉医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沟通,不断增强检察工作的社会亲和力与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还有,最近两三年,报告开始引述地方工作经验。比如,2017年报告引述了有关省区市在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预防职务犯罪、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等方面探索出的地方工作经验。2018年报告更加扩大了引述地方工作经验的范围,包括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服务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服务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的地方工作经验。

　　“在报告中引述地方工作经验,使之与工作数据、典型案例等有机配合、交相辉映,进一步增强了报告的立体感,让报告更生动、更鲜活了,可读性也大为增加。”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说。

　　附件“上演”华丽“大变身”

　　梳理分析五份报告,报告正文总体呈现稳中求变的撰文风格,而报告附件则“上演”了华丽“大变身”。

　　附件数量不断增加。2014年报告仅有《附件1:有关用语说明》和《附件2:检察工作有关数据图示》;2015年除了这2个附件,还增加了《附件3:检察机关加强案件集中管理有关情况》《附件4:检察机关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四大平台》《附件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此后,2016至2018年的报告都是5个以上的附件。

　　附件形式图文并茂。2015年开始,附件容量得以大幅扩增,附件形式也由原来的较为单调发展成为图文并茂的风格,看上去更鲜活、更形象。

　　附件名目更加精细。除上述附件数量增加所反映出的附件名目更加精细外,2016年报告还将正文中提到的一些典型案例单独作为《附件2:有关案例说明》列在《附件1:有关用语说明》之后,此后一直延续。实际上,尽管2014至2015年的报告附件中也对相关案例作了注解,但并未将术语与案例相区分为两个附件,而是“合二为一”总题为《有关用语说明》。

　　创设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附件。2016年报告创设了《附件5: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办理和落实情况》。此后,“附件5”就成为报告的一种“标配”,而且在2017至2018年的报告中有了更为完善的发展。

　　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表示,报告附件之所以发生这些大变化,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报告的正文篇幅一直相对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加报告的信息量以更加充分地展现检察工作,就有必要在附件上做文章、增加附件的数量。二是2016年以后的报告附件将术语与案例“一分为二”,这更便于代表、委员在阅读报告时检索相关说明,是站在受众立场、更好替“读者”服务的一种体现。三是报告附件的图文并茂化,不仅因其形式美观而增强了报告的可读性,而且图表在一定程度上也比纯粹的文字叙述更容易理解一些。四是创设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附件,使得代表委员能够更加清楚明了地看到自己所提意见建议的办理进程与成果,既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监督的诚意和对代表委员的尊重,同时这种“温馨附件”也更容易激发代表委员进一步加大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力度。

　　针对这些变化,代表委员们的反应非常积极,认为这些变化使得附件更加详实、直观、生动了,“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对2016年以来创设的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附件,许多代表委员都为之点赞,认为“让大家感到最高检对代表委员的尊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真正融入了检察工作和实践中”,从中看到了最高检严谨、扎实、认真、细致的作风,看到了对代表委员的尊重和对民声民意的重视,看到了法治文明进步,看到了司法民主公开。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