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在人文科学中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存在于：其并非立与法秩序之旁，亦非追随其后，毋宁得直接参与法秩序本身及法律生活的形成。”——法学家恩吉施
自1954年首次起草民法典起算，历经66年、四度搁浅、累次增删，2020年5月28日，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法典！回望来时路，感念眼前人，几代中国民法学人栉风沐雨，薪火相传，投身时代洪流，为民法典编纂贡献智慧、奉献青春。这背后饱含了多少人的秉烛达旦、笔耕不辍、又有多少次的百锻千炼、集思广益……个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部民法典，几代民法人！所以，当我翻开这崭新却早已刻下岁月底色的《民法典》时，我看到的不是繁杂的条目、苍白的文字，而是法律对个体的尊重、对社会的关切、对时代的回应。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主体地位之平等来源于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意识，都能通过其意思自治，来享有权利、负担义务，而人格独立与自由正是这一切的基础与前提，其重要性毋庸赘言。
我国《民法典》区别于其他各国民法典的最大特色之一，即是在体例设计上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该编回应我国新时代以来所面临的诸多重要社会热点问题，如侵犯个人隐私、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人格要素商品化使用、人体临床试验、性骚扰的规制等等。不但体现了法律对公民个体价值、人格尊严的重视与保护，更为人格权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足的空间。特别是《民法典》第990条并未对人格权进行封闭式的定义，而是采用开放列举的方式，在第一款例举了生命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典型的具体人格权类型；在第二款以开放的方式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将侵害“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的情形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使我们可以更加从容面对随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型侵害人格法益的类型，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宪法》条款通过《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更加紧密贴合、落地生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呼唤:“法的最高命令是:做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而人格权编，6章、51条、近5000字的篇幅恰恰是对这一最高命令的生动诠释。
整部《民法典》既照顾过去，又面向未来，更重要的是它立足于当下，对群众关切的、社会关注的、实践争议的诸多问题都给予了制度上的回应，从法律的角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尝试和变革。
纵览《民法典》，我们会发现许多条文仿佛是个“陌生的老朋友”，模样虽然“亲切”，却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利益分配规则与价值判断，折射出社会变迁对立法理念的影响。如在合同领域，《民法典》改变了以往“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推定规则，将其由连带责任保证改为一般保证，使法律推定与保证人（特别是自然人保证）对于承担保证责任的理解越发贴近，更加符合国人的生活观念和社会交往规则，也对混乱的民间借贷领域起到了一定的规制和引导作用。在继承领域，公证遗嘱优先性的废除、新增打印遗嘱、录像遗嘱两种遗嘱形式，即突显了对遗嘱人自由意志的尊重，又体现了技术进步对遗嘱法定形式的影响。在物权领域，增设居住权，虽然使所有权人的权利、房屋交易流转均受到较大限制，但同时也是对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激增、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等现实难题所做的制度调整，蕴含了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老有所依的人文关怀。在人格权领域，确立了“死者生前未拒绝，近亲属可以共同决定捐献”的遗体捐献的规则，在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与他人生命健康之间作出了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鼓励遗体捐献的善行义举……可以说这是一部契合国人生活、顺应社会现实、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法典》！也是一部发掘国人安身立命的实践理性、涵养善良人性、安顿人心与人生的《民法典》！
或有人说法典化之后，带来了不易修改、僵化、滞后等诸多实践难题。但我们需认清的是，民法的法典化不是立法技术上的炫技，毋宁是法律人体系化思维的起点。曾经民事法律领域，特别法之繁多、司法解释之庞杂、法律规范之冲突、案例学说之分歧等等，使得民法陷入了“解释之迷雾”,有必要以法典化的方式使其脉络清晰、体系严谨、逻辑自洽。
任何一部法律自诞生之日起即携带着滞后的基因！然法之不备，并非问题之结束，毋宁是法律思维及创造性活动之开始。我们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让渡自己的选择！拉伦茨曾说“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法律均具有历史性，而每个法律解释都具有时代性，法律适用者无不在制定久远的法律中寻求今天问题的答案，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如此年轻的《民法典》。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既是法律适用者，也是法律解释者，在实践中，遭遇新现象、陷入新困境、面对新挑战，我们无法也不能置若罔闻、推脱怠慢。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法律的解释和续造，以此来填补法律漏洞，使法之生命得以绵长延续，使《民法典》焕发出应有的蓬勃生机。
所以，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扪心自问：《民法典》时代来临，法律人你准备好了吗？
作者：凌雯（如皋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