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落地，对校外培训影响几何？
市场明显降温，暑期班减半仍招不满学生，部分机构考虑转型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暑假期间，多地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措施也陆续出台。这对校外培训市场有什么影响？《工人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采访。
行业监管趋严
数据显示，我国校外培训行业的总体市场规模约为2万亿元。其中，中小学校外培训的规模约占40%。截至2020年底，国内教培企业总数超过300万家。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校外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差异化学习的需求，也暴露出诸多乱象，行业近年陷入“蒙眼狂奔”的无序竞争。
为整肃校外培训市场，相关部门今年打出政策组合拳。4月2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将禁止留作业作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切实避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6月1日，新东方、学而思、掌门1对1等15家校外辅导机构，因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原因，被处以顶格罚款。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将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教育培训的服务对象是差异化个体，而非全体学龄儿童。某些机构单纯追求规模和体量增长，投钱营销，忽略课程建设，加剧了自身经营风险。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军认为，政策设计的初衷在于规范校外培训，使其成为教育生态的积极组成部分。
教培市场明显降温
一系列监管措施出台，让今年暑假变得与以往不同。记者调查发现，校外培训市场热度大不如前，机构态度谨慎、宣传力度减弱，家长的选择也趋向理性。
“本以为自己进入了朝阳行业，没想到转眼变成了夕阳行业。”曹雪萍刚入行一年，在上海一家培训机构教授初一数学。据她介绍，公司的课程只安排到7月份，原定8月份教授下学期新课，目前或取消或调整，已经给家长退费。“公司前几天通知我们，不能动员家长预付下学期学费。目前虽然公众号还在正常运营，但户外投放的广告大都撤回来了。”
3月底，北京首批教培机构获准线下复课。截至目前，海淀区已有56家机构107个培训点获批。曾被戏称为“宇宙教培中心”的海淀黄庄，却因鲜少有机构复课而略显冷清。
在走访中，某头部机构的值班人员告诉记者：“我们这个校区地段紧俏，人均面积和防疫措施难以达标，之前报名暑期班的学生都转成线上了。”
受疫情影响，在线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资料显示，2008年至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从353.3亿元增长至2573亿元。去年，行业融资额超过500亿元，远超此前10年总和。
虽然行业发展蓬勃，不少家庭却感到收效不佳。马红陪儿子上了半年某平台线上英语课，这个暑假不打算再续费，“线下转线上之后，还按照原来标准收费，效果却差很多。没有教室的学习氛围，师生的互动变少，还伤眼睛。”
不开课外班的暑假做什么？某教培企业管理人员向记者透露，业内一些大型机构已经在考虑转型。“减少宣传之后，以六年级数学为例，今年的暑期班由4个减少到2个，目前还没招满。未来我们肯定要转型，开发更多素质教育课程，或者向托管方向发展。”
多措并举落实“双减”
在密集的政策出台之后，如何规范校外培训，使其回归应有的功能定位，推动“双减”政策落地生效？
熊丙奇认为，净化校外培训市场，必须形成长效机制。首先要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不能让任何没有合法资质的机构，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在此基础上，对已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进行过程性监管，及时掌握其课程、收费、师资情况。
魏军表示，有效的治理体系需多方共建。应强化投诉快速响应机制，发动学生、家长、学校等主体共同参与监督；建立行业协会，制定公约，推动形成自律自治的良性发展格局。
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以一对一辅导为主的家教市场，可能会快速崛起，取代集体授课，成为校外培训的主要形式。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曾指出，“一刀切”的减负政策使教育需求外溢，是让校外培训受热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建议调整策略，落实差别化减负。
魏军说：“培训热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校内教学的不足，一线教师要把握住课堂时间，也要摒弃题海战术，更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布置作业。学校可以与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引入人工智能、AI等技术，为学生绘制知识图谱，根据薄弱环节精准推送题目，减轻作业负担。”他还指出，为合理疏导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应努力做到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
熊丙奇建议教育部门在抓严监管的同时，还要致力于扭转基础教育应试化、竞技化的倾向，突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推进个性化、多元化教育。（记者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