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师傅老李父子凭借手艺维持全家生计。2020年后，建筑行业开始不景气，李家父子收入锐减。2023年1月，经同村赵某介绍，老李父子到某劳务中介公司咨询出国务工事宜。负责人仇某承诺可办理出国劳务手续，称年收入可达30万元至40万元，要求每人缴纳中介费、押金等3万余元，两个月后即可出国踏上发财路。老李还将喜讯分享给了王某、陈某等3名工友，几人随即与仇某接洽，仇某拍着胸脯说：“包在我身上！”

老李等人开始筹集中介费。同年3月，他们将17.2万元交给仇某，并与其公司签订出国劳务合同。仇某口头承诺5月中旬前安排出国。5月过后，老李多次打电话催问进展，仇某均以“护照正在办理、对接方流程延迟”等理由推诿。到了6月，老李等人急了，当面向仇某讨要说法并要求退款。仇某称：“钱已交给上线公司退不了，你们不要着急，早晚能出国。”老李等人只得再等，这一等又是4个月。其间，老李找仇某追款，可仇某一直不接电话。

“坏了，他是个骗子吧！”一身冷汗的老李请仇某的表叔出面，约仇某11月5日下午面谈。

“今天一定要将我们的血汗钱退回来！”当天下午，老李等5人冲进约定地点围住仇某让其退款，但仇某两手一摊，没有！年轻气盛的小李抢过仇某的手机，输入之前偷瞄到的锁屏密码，发现微信钱包内有6.5万元余额，立即转账给老李和其他工友。对剩余的10.7万元，5人采取贴身跟随方式限制仇某人身自由，要求其继续退还。

11月7日，仇某以筹措资金为由取得手机后报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老李等人涉嫌非法拘禁罪，对实施转账行为的小李刑事拘留，并于2024年2月28日将该案移送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从卷宗材料看，老李等人的确非法拘禁了仇某。但检察官仔细推敲后认为，老李等人的动机是索要合法债务，未造成任何伤害后果，犯罪情节轻微，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情节，根据相关规定，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9月9日，该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其行为符合治安处罚条件，遂将该案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

行政检察官从法定性与必要性两方面细致审查，并通过召开公开听证会确保公平公正。听证员讨论后一致认为，老李等人因多次联系仇某还款未果，为索要被骗财物限制其人身自由，过程中无明显暴力，案发后主动退款，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不予行政处罚。该院遂作出不移送行政处罚的终结审查决定。同时，仇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提起公诉，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中。

该院在办理系列跨国劳务诈骗案中发现，涉案出国劳务公司均只有普通营业执照，而未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的资格证书，暴露出劳务输出领域监管漏洞。这类企业持普通营业执照，以人力资源服务等名义违规开展跨境劳务服务，形成监管灰色地带。

检察官还发现，由于不同区域的劳务人员存在法律意识差异和信息壁垒，致使出国劳务“黑中介”行为难以被及时察觉。如在仇某案中，查扣的120余本护照里竟有70余本无人认领，被害人误将刑事案件当作民事纠纷，只有3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无一人向公安机关刑事报案。此外，职能部门对出国劳务中介监管不到位、履职不充分，也是骗子得逞的原因之一。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2024年12月，该院依法向行政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建立“穿透式”监管体系。行政监管部门迅速行动，对劳务中介进行拉网式排查，将33家机构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并建立“白名单”公示制度，通过政务平台公示正规企业，帮助群众准确识别、正确选择中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