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戴的故事得从2年前说起。那时，农民工老戴正因为被拖欠工资而一筹莫展、四处求助。当我们得知后，第一时间介入，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老戴和他的31名工友打赢了官司。

看到农民工兄弟们拿到胜诉判决时的灿烂笑容，我的心里倍感自豪。

然而半年后，当我们对案件回头看时，却惊讶的发现：老戴他们虽然胜诉了，但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他们仍然奔波在讨薪的路上。

从满心欢喜地拿到判决书，到希望落空、继续维权，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半年？检察机关的介入，也没能实际解决问题，他们心里该有多失望啊？

想到这，我再次拨通了老戴的电话。老戴听到我的声音，非常惊喜，说要马上来见我。那天天气非常炎热，老戴穿着一身旧旧的工服，满头大汗的跑过来握住我的手，用生硬的普通话怯怯地问我：“检察官，不好意思，我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没来得及换衣服。您······能不能再帮帮我们？”他的手很粗糙，长满了老茧。我看着他，好像比半年前又憔悴了许多。我赶忙倒了杯水，请他坐下。

老戴一边局促地搓着手，一边说，“大伙儿从老家来到南京，挣点辛苦钱不容易，本来不好意思再来麻烦您。但又过了半年了，还是一分钱没有见到，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

说着，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了厚厚一沓材料——工单、欠条、判决书，分门别类，收拾得很整齐。里面还夹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着30多名工友的姓名、电话、被拖欠的金额，一笔一划写得非常认真。

看着老戴焦急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我能更积极、更主动地跟进案件，就能更及时地发现他们的困境，也许就不会让他们在失望和艰熬中度过这半年。

那天送走老戴，我们迅速启动监督程序，建议法院加大农民工讨薪案件的执行力度。

同时，我不断的追问自己，面对执行案件难度大，周期长的问题，检察机关的履职到此就结束了吗？老戴他们作为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年纪大，收入低，如今工资被一再拖欠，生活困难，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呢？

经过讨论后，我们一致认为可以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帮助这群为了讨薪而四处奔走，生活困难的城市建设者。

但是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

和工友们一一电话联系后发现，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打工，户口又分散在3个省、8个县、多个乡镇，怎么去核实家庭困难情况。他们平时都是由年轻工友带着出来打工，现在让他们网上买票，高铁转车，千里奔波，不太现实。而我们以发函的方式向所在村委会了解情况，时间长、效率低，怎么办？

我想到老戴曾经去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也许会有他们的家庭情况材料。援助律师听说是为了帮助农民工申请司法救助，非常热心的帮我们查阅复印资料，同时出具了困难援助证明。

通过多方努力，司法救助程序顺利启动，综合考虑被拖欠的金额、家庭困难等情况，为他们每人申请了3000元救助金。救助金登记发放的时候，几名工友作为代表来到了现场，老戴说“我终于可以把打官司借的路费钱还上了”；老李说“拿不到钱我都不敢回家，这下可以回家看看孙子，给他补交学费啦”；老张说“我的腰一直有点疼，没拿到钱都不敢去医院，现在终于可以去大医院看看了”。

与此同时，我们对被执行单位的财务状况进行跟踪，了解到他们的账户上，有一笔工程款刚刚到账，于是立刻将信息反馈给法院，及时查封冻结了该账户。

老戴和工友们的工资终于拿到手了。

到这里，我和老戴的故事就讲完了。但建邺检察通过司法救助解民忧的“后半篇文章”还在继续。

漫漫检察路，或许还有许多位老戴在等着我们，我们会始终铭记初心，恪守使命，让弱势群体不仅感受到公平正义，更感受到司法的善意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