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讲好中国经验、中国故事，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与叙事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既是深刻的思想理念又是务实的工作方法，体现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战略谋划。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飞岸新著《话语：重塑中国认知》读书分享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院）长廉思、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等专家学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话题，与记者分享了他们的认识和体会。
话语背后是认知，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正当其时、适逢其势
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中一项必要工作就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话语背后是认知体系。宋朝龙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把握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必要性：“第一，通过话语权的建构来把中国故事传播出去，把成功经验、故事中的道理传播出去。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背后深层次的价值观同西方有所区别，价值观的传播需要一套系统的话语体系。最后，话语权对凝聚人民共识、增强‘四个自信’是重要的力量和途径。”由此，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是顺应时势的科学战略谋划。
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杨光斌谈道，西方话语体系从一种主体看待客体的视角，多次预言中国将“衰败”“崩溃”，但中国不但没有衰败崩溃，反而依靠中国之治走到今天，因此更有必要提出本土化概念。
话语权影响着主动权，要提振人民自信底气，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扭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立足中国实践前沿，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注入持久的生命力
马克思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在把握话语体系一般共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话语体系的独有“个性”，通过不断增强和彰显中国特色，才能使话语体系保有源源不竭的活力。
话语有没有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实践。房宁认为，话语应当如实地、如其所是地反映实践，同时又和人们过去的经验、思想进行联通，还原事实，重建现象，形成真实的对中国实践的描述。“简单来说，实事求是，这大概就是中国话语的实质。我们不光要埋头苦干，还需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
在此基础上，一个话语体系要创新发展，就要解答好“谁在说话”“为谁说话”等基本问题。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话语就偏离了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失去了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
谈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宋朝龙表示，人本主义不仅是制度性的、框架性的、逻辑性的，更要求感知人，捕捉和融合人民的感受。要想引起人民共鸣，就要讲好中国故事。
讲故事不仅是“陈情”，也是“说理”，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的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
讲好中国故事必然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科学理论的解释力转化为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廉思认为，这个转化涉及几个环节，由下及上分别是利益、政策、制度、理论，政策主导着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政策的保障是制度，而制度的顶层则是理论。“话语体系的落地、大众化，事实上是一个‘拆包’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具象化、不断地向人民阐释。从听到、听进，到践行、认同，其间环节缺一不可。”
植根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打造中国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守正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融通中外、连缀古今的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性。早在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在张飞岸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一个典型的新概念新表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实业界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呼应，这样的积极反应也传递到了国际社会。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将国家治理置于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环节，是一个广泛、科学、有效的政治现代化衡量指标，是打造‘新概念’‘新表述’一个十分成功的案例。”张飞岸分析。
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对当下实践的总结和解读，但不是凭空而起的无本之木，而是对已有话语体系的现代化阐释。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追根溯源，‘治理’一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有‘正善治’的说法，所以中国有几千年的关于国家治理的传统。在新时代，我们赋予它新的含义，这既是传承，也是创新。”鄢一龙谈道。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守好源头、注入活水。
与此同时，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打造要顺应“融通中外”的时代要求，在秉持“不忘本来”的同时注重“吸收外来”，坚决不走僵化封闭的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当中，我们既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经过检验的、合理的内容，也吸收融合了部分西方文明的理念。我们不光以历史的逻辑，也通过国际比较的逻辑来增强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宋朝龙分析。
着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打造与国家硬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最后一条就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一个世界性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甚至不能没有引领时代和世界潮流的话语权，否则在世界政治中必然处于守势。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话语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非常关键。例如，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我们的硬实力毋庸置疑，中国制造、中国商品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软实力仍显不足。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建造能力要走出去，另一方面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鄢一龙分析。
鄢一龙认为，在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核心技术”，即原创的学术话语，能否构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二是传播生态系统，能否形成一套同中国相适应的生态系统。实现这两个目标，是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之举。
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增强国际话语权建设要求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探索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模式。张飞岸表示，在传播中国声音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展现一种对话的姿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这是一项长期工作，还将不断接受检验，当下正是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