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小说封面
《白鹿原》2017年版电视剧剧照
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陈忠实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看见的是礼法治理文化下的乡土中国。
宗族与礼法奠定了白鹿村的治理基础，儒家文化塑造了《白鹿原》的精神内核。祠堂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和精神场域，《乡约》作为最重要的礼法治理象征，草蛇灰线，成为贯穿整个《白鹿原》的丝线。
1．
《白鹿原》开篇即开启了黄土地生生不息的生命画卷，描写了关东陇原古老村族在小农经济最后一抹夕阳余晖映照下的风景。
德高望重、礼仪化身的朱先生起草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乡约》。《乡约》主要内容体现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包括“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等内容。为此，族长白嘉轩郑重向村民宣布：“学为用，学了就要用，谈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凡是违犯《乡约》，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由此，“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丸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被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祠堂作为白鹿原的精神家园，体现了认祖归宗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有犯错，则对祠堂列祖列宗，跪背《乡约》、罚款、罚粮、鞭抽板打。白嘉轩还发明了赌钱治手、抽大烟治嘴的惩罚方式，让赌钱者将手放入刚烧滚的开水中，给抽大烟者口中抹上屎尿……
白嘉轩翻修宗祠，补续族谱，一句“凡是白鹿原上的人，迟早都要跪到祠堂里头”俨然成了精神谶语。然而，由于越强调越出问题的“反向效应”，黑娃做长工与主人的小妾田小娥有染，这种不道德行为被禁止进入祠堂拜祖。黑娃在大年初一砸毁祠堂，既是对白嘉轩气宇轩昂的挑战，更是其拜祖不成的过激宣泄，那打在白嘉轩腰上的一闷棍，更是对传统礼法的狠命一击。然而，劫后余生，他最终仍然对着白嘉轩佝偻的身躯，扑通跪下，手臂颤抖，“在香枝刚插入香炉”时，就跪倒在祠堂里，声泪俱下，应了白嘉轩的那句人人都得跪祠堂的话。连朱先生也慨叹：“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胚子！”
恶莫大于耻，祸莫大于言。黑娃父亲鹿三手刃儿媳田小娥，杀死的是对礼法道德的“耻辱”。当上了保障所乡约的鹿子霖，也耻于子孙不肖，向往的也是中了举人，在太爷坟前放三声铳，光宗耀祖。鹿子霖利用田小娥引诱族长白嘉轩长子白孝文，白嘉轩颜面丢尽，将白孝文刺刷抽打、赶出白鹿原。当白孝文酸溜溜对田小娥说“他们在祠堂拜祖，就剩下我们俩天不收地不管的”，仍是向往祖宗的认可、精神的归属。白孝文心中对祠堂还存在圣洁般的膜拜，又因为被刺刷抽打、逐出祠堂、借粮卖地、沿街乞讨，失去了心中那仅存的一点羞耻心，脱离了道德礼仪的羁绊，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要脸”了，竟释放了他的原始恶和放纵。
当认为是田小娥的魂灵给白鹿原带来瘟疫时，众人提议给田小娥塑像修庙。白嘉轩提议到祠堂去讨论，不仅断然拒绝修庙，而且义正词严地提出修六棱砖塔镇压田小娥魂灵，不得再祸害白鹿原生灵，以维护整个宗族的荣誉和生命延续。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白鹿原传统礼仪文化开始走向式微。一方面缘于外部势力的冲击，使得礼法文化的威力和约束力的局限性凸显了出来。外地饥民的流入，本地人员的外流，黑娃土匪的助推，使得乡绅无力用传统礼法担负起维护宗族的重任。另一方面对应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公权力在乡村的延伸，由乡村自治发展到乡村官治，《白鹿原》中设立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官员叫总乡约，保障所官员叫乡约。乡约由教化而成为组织，鹿子霖任第一保障所乡约，成了“官人”。后来白鹿原改为联保所，鹿子霖又任联保所下辖保公所保长。乡绅纳入官僚轨道，良莠不齐，土劣化、功利性明显，白鹿原在各方逐力下改变了原来的稳定性，形成平行四边形的发展合力。
依靠白孝文在县保安团的权势，白嘉轩在族人面前以至原上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免征壮丁。然而白嘉轩感到的不是荣耀，而是乡约的无奈，于是把在家未逃的族人召集到祠堂里，布告大家：“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
繁华落尽，家族礼法治理模式走下了神坛，留下了那黄土高坡悠长的秦腔秦韵。
2．
有人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对西洋社会和中国乡土社会的“两种格局”、人治和法治、无讼和无为政治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与陈忠实描写的《白鹿原》时代两相契合，可以诠释《白鹿原》的礼法治理模式的适当性和局限性。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西洋社会是团体格局，如同一捆捆的柴，即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定的团体。中国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如同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两种格局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团体格局中的道德观念强调人人平等、权利义务。差序格局中的道德观念要求从己出发，提倡“克己复礼”“修身为本”，推己及人，自己与亲属的道德联系是孝悌，自己与朋友的道德联系是忠信。
白嘉轩在作品中成为儒家人格的化身，他严格按照伦理道德修身齐家，守孝道，恪守“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白家形成了严格的封建家庭伦理秩序。他又将家庭伦理推及社会，广施仁义。鹿三作为他家的长工，吃饭同堂，情同手足，他们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白鹿村“仁义的典范”。朱先生是理学的传人，承继宋明理学的道德实践，维护儒学的自省精神和“内圣”原则，“学为好人”是其一生名言，俨然成为白鹿原的精神领袖，这是乡土中国差异格局的必然要求。
《乡土中国》指出，如果由此得出西洋是法治社会、乡土中国是人治社会这样对称的结论，是“很不清楚”的。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由此看来，白鹿原乡土社会没有“法”，却有“礼治”，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适应，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的统治秩序。当白鹿原外的风云变幻波及原上时，原上的兄弟相煎、残酷报复，展现了封建礼法走向现代法律的交缠。乡约松弛，礼治废弃，出现了时代转型的阵痛撕裂甚至流血悲剧。这种悲剧宣告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分崩离析，昭告传统礼法治理下抹杀人性的历史局限性。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最理想的维持秩序的手段是教化而非打官司，如同“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一样。正如思想家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宗法立而刑清”。然而现代社会的目的并非教化，而是厘定和保护权利。在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司法制度在乡间产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秩序。
在《白鹿原》的礼治社会，儒家文化是乡村治理的灵魂，《乡约》是内心道德的外化规范，祠堂是宗族凝聚人心的精神家园。朱先生、白嘉轩代表的是乡贤治理，白鹿精灵是大同社会的精神寄托。这种桃花源式的治理方式，正是自秦汉以来延续了2000余年的“县政绅治”模式和依靠传统礼仪道德的无讼追求。小说中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解：白嘉轩与鹿子霖因为李寡妇一地两卖而剑拔弩张，经过朱先生的从中晓义，两人各退一步，重归于好，没有走到县衙就解决了，为白鹿原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石碑。
《白鹿原》阐释的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相互融合、保护权利和天下无讼的相互协调的辩证思维，对现代乡村依法治理，不无启迪和警示作用。
3．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以年迈的巴黎清洁工让·沙梅从尘埃里淘金、最终积攒成一朵金蔷薇的故事，来隐喻文学创作的艰辛过程，形容作家们从粗粝的现实中寻觅素材、呈现经典的创作本质：“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偶然投来的词语或眼神，每一个缜密的思想或一句戏言，每一个人类心灵的细微活动，以及杨树的飞絮，夜间映在水塘里的点点星光，这些同样都是金粉的碎屑。我们文学家在几十年里搜寻这无数的细沙，为自己悄悄把它们收集起来，熔成合金，然后铸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用两年时间准备，然后从44岁写到50岁，查阅了西安附近三个县的县志，做了很多社会调查，翻阅了很多文史资料和地方史文献，重温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关于土地的兴衰史和发展史，“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始成《白鹿原》。他植根生活深处，紧扣时代脉搏，熟悉犁地、割麦、碾场、掰玉米等农活。他当过小中学教师、公社干部，手中老茧，脸庞黑红，丹心朝阳。他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当写到田小娥被公爹一个梭镖打过来，田小娥扭头一声“大”，后背的血像泉水一样汩汩流出来时，陈忠实失魂落魄，泪流满面。他想起了他翻遍蓝田县志20卷，足有四五卷记录的贞洁烈女；他想起徽州100多座贞节牌坊，每一座牌坊下的哀怨……他让这个曾经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女子残忍死去，是万分痛心不已，但又何尝不是希望那个时代死去。
当他划完全书最后一个标点，他两眼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不是狂欢，不是愉悦，是一种解脱和升华。陈忠实在一次采访中说，书中人物的命运也会与自己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作者会很容易和人物融合在一块，面对生离死别，面对灾难磨难，都会产生情感上的影响和关联，但如果你真正开始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世界，你就会被“魔鬼”缠身，一辈子摆脱不了。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或许是因为“文学魔鬼”的折磨，这位“造迷宫殿千门万户手、建楼台榭飞檐走兽匠”的陈忠实于2016年溘然去世，享年74岁。他为《白鹿原》而生，为《白鹿原》而死。窃以为，我们的检察文学和影视作品创作，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中，因为王子的一滴眼泪留住了即将飞往温暖埃及的小燕子，这样的情感之魔非经典不能完全。看见《白鹿原》中展现的乡村治理的礼法文化宝石，见证礼法治理下的社会百态，不仅没有使《白鹿原》显得粗俗丑陋，更凸显了《白鹿原》厚重的历史价值，它是承载着民族民生、文化政治、历史生态的一道原。这道原，凝固着华夏社会3000年农耕文明内在动力的挽歌式写照，是民族文化在社会激荡演进中的动影，是华夏民族深沉的人文伤逝，是历史洪流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和重塑。
世间已无白鹿原。历史之风拂过田野，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定会呈现“天地人文，和而共治”的亮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