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报告》

作者:[英] 苏·布莱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死亡教会我们什么

原作名:All That Remains: A Life in Death

译者:温雅/徐诗凌

出版年:2020-3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这本书当成法医学基础知识的普及，那便是低估了其价值。

我会在书店里注意到这本《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正关注“死亡对于人生的意义”的话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封面的推荐词，“一位法医人类学家的手记”“听遗骨在说话”“如果生是开始，死却并不意味着结束”。当然，还有这本书受到的各种推介：它曾入选英国《泰晤士报》等多家知名媒体的推荐榜单，被评为苏格兰 2018 年度图书，获得英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金匕首奖（非虚构类）提名。

作者苏·布莱克是位解剖学家、法医人类学家，曾担任英国邓迪大学法医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副校长。2016年，凭借在法医人类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她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本书正是她在法医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成果结晶和深刻感触。

NO.1法医人类学家是什么

法医，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从新闻到各种小说影视，关于法医的故事比比皆是。在我们的印象里，法医协助刑警发现凶案现场蛛丝马迹、提供破案关键线索，是刑警的最佳拍档。

然而，苏·布莱克在导言中表明，法医有着法医人类学家和法医病理学家两个方向，两者存在三大不同：

一是身份性质不同。法医人类学家是科学家，没有医学资格证实死亡，而法医病理学家是医生，能够提供死亡证明、提示死亡原因。

二是工作侧重不同。法医病理学家重“诊断”，法医人类学家重“侧写”，主要协助法医病理学家解读受害人身份相关线索。他们可以根据遗体判断此人是男是女，高矮胖瘦，年龄种族，骨骼上有无伤害、疾病留下的印迹，更有甚者，他们能通过分析骨头、头发和指甲成分，说明此人更可能居住何处，爱好吃哪些食物，并以此逐步缩小受害者的身份范围，最终确定此人姓甚名谁。

三是目标不同。正如苏·布莱克所说的一样：“法医病理学追溯的是证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证据，死亡是旅途的终点，而法医人类学则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过程。”

虽然如此，法医人类学家依然能在办案中提供强大支撑，苏·布莱克以一个案例作了说明：一名少年死于非命，身体上伤痕累累，致命伤在头上，颅骨骨折，可以确定是因钝器击打造成创伤导致大量出血死亡，但凶器到底是什么？法医病理学家难以明确，而法医人类学家根据其对人类头骨的研究经验，将每一块颅骨碎片重组，还原伤口的形状。由此，法医病理学家能够判断伤口是由锤子之类凶器的击打，造成了一处集中凹陷骨折和多处放射性骨折，导致颅内出血。

在国内，我们的法医并未作这样清晰的区分，特别是在公安等政法部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他们，不仅要承担法医病理学的相关研究工作，还要做法医人类学的活儿——协助办案、现场勘查时，不仅要认定死者身份、提供死因相关报告，当尸体高度腐败，难以从身体外部特征获取身份证据时，他们还要结合普遍研究，以及尸体的骨龄、牙齿甚至是骨头中各类化学成分的含量来确认身份——以病理学和人类学两项“全能”来评价他们，似乎更为适合。

NO.2找到“你是谁”的 N 种指标和方法

苏·布莱克在书中以丰富的案例诠释了法医人类学家的专长——重建死者与其身份间的联系。一般来说，他们会先确认死者的性别、年龄、身高、种族四项生理指标，找出最有可能的匹配者，然后再运用 DNA 比对、指纹比对和牙科档案来提供线索。然而，若前者完成后还不足以将身份范围缩小至足够时，法医人类学家还有绝活——面部重建。

苏·布莱克经手的一个案件便是如此：一位白人青年的尸体在苏格兰北部的一片树林里被找到，尸体已经白骨化，没有身份证、驾照、银行卡等任何能够佐证身份的证据。法医人类学家辨识发现了骨骼上有骨折的旧伤，还有拔牙的情况，但这些也只能把身份范围缩小到 1500人左右。于是，他们为死者做了面部重建。这并不是要完美复制死者的脸，而是让认识他的人能立刻认出来。

事实证明，重建是有效的。当这张图被张贴，通过报纸、电视、寻人网站广泛传播之后，死者的母亲在观看电视节目时认了出来，这正是她的儿子。此后的DNA采样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确定身份的道路上，苏·布莱克和她的伙伴们走得很远，特别是在鉴定作案人身份方面，他们迈出了创新的一步。那是一起涉及未成年女孩的性侵案件，女孩指控父亲在夜间进入她的房间实施猥亵。她提供了在夜里用红外线摄像头记录下的这名男子手背和前臂血管的照片。

那么，能不能用静脉血管图来确认犯罪者的身份？苏·布莱克和她的团队做了大量研究。她们结合维萨里的人体解剖标本（他证明每个人的手背血管分布各不相同），还有塔玛西亚提出的法医学研究（他认为手背静脉分布可以作为指认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依据），以及英国工程师瑞斯发明的血管检查系统等，创造了自己的检测技术。

此后，苏·布莱克和她的团队在研究静脉血管差异的基础上，将伤疤、痣的位置、皱纹、关节处皱痕等特征也纳入了研究范围，并综合这些特征来确定身份。他们为100多起性侵儿童案件提供专业分析，有82%的被告认罪服法。

NO.3死亡教会我们很多

1999年6月，苏·布莱克深入科索沃，为那些在战争中被枪杀的无辜生命确认身份，作为国际法庭给战争犯定罪的重要证据。

“站在被烧得只剩下黑色框架的房子前面，这里的情形真的像是噩梦一般，语言都无法形容。”亲眼目睹被掩埋在瓦砾下数十具被烧得面目全非、严重腐烂的尸体，然后绑上护膝，双膝着地，用手一点一点地从这些废墟中清理出与确认身份有关的证据，尸体的各个部位、衣物、首饰、随身物品等，以及与战争犯罪有关的物证，比如子弹、弹壳。这些工作要尽可能快，必须抢在虫子、食腐动物之前，同时，这些工作又要格外细致，否则可能因为没找到有力的物证，影响到整个诉讼的效力。

这一年，她先后3次进入科索沃，2000年又去了4次，每天工作12小时至16小时，基本无休，而每次她都是队里唯一的女性。

2004年在印度洋大海啸之后，苏·布莱克又远赴泰国，与当地警察共同合作，帮助生还者确认死者身份。

有鉴于灾难来临的突然性，她还专门向英国政府写信，建立对灾难的应急处置机制。

在面对过捐赠遗体的死者、犯罪现场的尸体、被虐杀在战场上的死者、灾难过境后的死难者之后，苏·布莱克对于死亡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死亡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必然要通往的那个终点。

既然终点不可避免，死亡教会我们的，首先是尊重。尊重自己的生命过程，在接纳生命中随时可能承受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让灵魂一直成长上升；尊重他人的生命轨迹，每一个生命都拥有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不该因为“我”的担忧而被“我”控制。

其次是价值。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价值，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戛然而止，找到他们为这世界留下的点滴印迹，并以此来清除留存在这世间的恶。

此外，苏·布莱克在书中多次提到遗体捐赠，她将被捐赠的遗体称为“无言良师”，它们让学生得以将书本上所学化为有形的记忆。为此，她也将投身于此，“在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并将这些工作清晰地交接给后面的人”之后，“要确定我的身体完整地用作解剖教学和研究，所以，我会把我的遗体捐赠给苏格兰解剖部门”。

于我们而言，亦是如此。正视死亡，尊重生命。在迎接死亡时，确定自己已经给这世间留下了一些知识财富或者印迹。那么，便坦然赴死，无需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