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学术界公认，文化差异主要有两种：时代差异和类型差异。鸦片战争之后，人们较多地将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定位为时代差异，这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情况下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中国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今天，人们自然更加注重的是中西法律文化的类型差异。我们既要看到中华法系与现代法律文化的时代差异的一面，也要看到在现代法律文化中独具的类型差异的一面。前者体现了学术的继承性，后者体现了学术的创新性。
中华法系与现代法律文化的时代差异性，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作了许多论述，我们不能不予注意，忽略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在比较中华法系与现代法律文化方面，严复、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四人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提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现代法律文化有两个重大不同，一是前者“好古而忽今”，后者“力今以胜古”：“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二是前者重视“三纲五常”的等级身份，后者重视自由平等：“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或许我们可以挑出某位古人的一两句话来反驳严复的这些比较、结论，但不可否认严复的研究一直得到学界主流的认同。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指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崇尚纲常名教，与现代重视保障人权相异：“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中国古代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倾向保守，与近代商品经济带来的倾向向外拓展有所不同：“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有长处有短处：“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抨击了纲常名教“吃人”的一面：“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近代的革命志士为了反帝反封，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作了许多批判，那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他们的论述有所继承，并进一步批判了中国古代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枷锁对人民的束缚。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也提醒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也要注意防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除了上述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时代差异之外，我们今天更要重视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差异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当今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非常明显、突出，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研究。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皆以宗教为支撑。这是类型差异之一。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其他法系或因一神教信仰易生宗教纠纷，或不善于调解而造成讼累。这是类型差异之二。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崇尚天下和平、大道为公，因此容易构造人类发展共同体，而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类型差异之三。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与其他类型法律文化的差异还有很多，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不够的。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硕果仅存者，是世所罕见的历史发展不绝若线的国家，也是长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保持过领先地位的国家，我们有义务研究我们的文化类型，发展推进我们的文化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