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近期出版发行。作品写于1953年，其展现出来的思考现实的深度、书写生活的笔力，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

——编者

核心阅读

柳青关注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力求从中揭示一些问题，给人以启发、影响和引导、教育，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

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创造，是柳青小说的重要特征。《在旷野里》10余个人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以约略归结为“新生活”和“旧观念（经验）”之间的冲突，高远的生活理想与具体的现实情况的冲突

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遗产启发我们，小说家要有宏阔的历史观和清醒的现实关怀，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现实意义

1952年5月，在《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一文中，柳青认识到，高尔基、鲁迅等作家之所以有其“独到的思想和独创的风格”，就在于“他们是拿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到生活中去”，成为这一时期柳青思考并实践的方向。在他看来，“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的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而且是社会意识的建设”。

约一年以后，柳青创作了长篇小说《在旷野里》（未完）。《在旷野里》是一部描述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交互成就的重要作品。人民的伟大实践不仅包含着新生活的持续创造，还意味着拥有新思想、新情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这部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的主要内容。

以小说叙事开掘和回应现实课题

起初，柳青打算写作一部“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的作品，起因是“一些老熟人、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不畏艰险，优秀卓绝，但在新形势下，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爱人子女问题，经不住考验，在自己光荣奋斗的历史上抹了一把黑”。柳青为这些干部思想的滑坡感到惋惜，也深切意识到“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在工作中持续学习，掌握应对新问题的能力，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就会受到影响。如何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正是小说《在旷野里》主人公、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面临的紧迫问题。

作品首先讲述了县里集中各方力量消灭棉铃虫的工作。这一工作包含双重意义：它既是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举措，也是校验基层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的契机。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长梁斌、县委组织部部长冯光祥、县委宣传部部长吴生亮，以及机关干部白生玉、李瑛，区领导张志谦、崔浩田，携带着既往的经验，投入全新的工作之中，一场不同观念和工作作风的复杂博弈就此展开。初入新环境，朱明山并不急于表态，而是先充分了解干部心理和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具体问题，然后谨慎地开展工作。他明白，不能再用战争年代暴风骤雨式的方法面对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要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员干部先得完成自我教育。不仅从老区过来的工农干部需要学习，年轻的新干部也需要学习，学习新的观念、新的知识，在具体的事上磨练。

柳青关注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力求从中揭示一些问题，给人以启发、影响和引导、教育，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在柳青看来，“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旷野里》聚焦具体的生活实践，刻画人物思想转变的过程，回应时代的思想文化课题，展现出文学作品对经世致用的追求。

塑造与新生活相应的新人形象

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新人”的塑造。“新人”不仅是文艺作品召唤和形塑的对象，更是建设新中国、开辟新境界的关键。从《保卫延安》到《在旷野里》，革命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不同，“新人”所秉有的观念、情感和行为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持续的自我革命。不断创造与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新人”形象，也是社会主义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创造，是柳青小说的重要特征。《在旷野里》10余个人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以约略归结为“新生活”和“旧观念（经验）”之间的冲突，高远的生活理想与具体的现实情况的冲突。赵振国、白生玉均属老干部，有着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步入新生活，他们不仅面临着旧经验无从解决新问题的困惑，还面对着工作和生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促进不同人物观念、情感转变的关键人物，正是朱明山。他来到基层，立志在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中有所作为。他站在革命工作的全局考虑利害得失，即便发觉梁斌工作方法不当，也不埋怨排挤对方，而是努力帮助梁斌改变观念，携手并进。这样的新人，无疑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在他的引导和感召下，梁斌、赵振国、白生玉等人物原本落后的观念逐渐转变，那些尚处于思想形成期的如李瑛、崔浩田等年轻干部，也因为有了可以学习的榜样，内心愈发笃定。

表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形象，也是《在旷野里》一个重点。书中塑造的种棉能手蔡治良善于思考，颇具创造力。他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除虫新方法，避免了旧方法的弊端，大幅提高了除害效率。蔡治良可被视为具有新的思想、心理、情感的新人——如《创业史》里梁生宝般能够引领农村新生活的典范人物。依照全书的基本格局，可以想见，在完成棉铃虫歼灭战、促进基层干部思想转变后，《在旷野里》接下来可能要述及的便是群众观念的转变。这一课题在《创业史》中得到了更为细致、充分的展开。

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化合”

《在旷野里》描述的灭虫战斗可谓惊心动魄，少数干部思想的滑坡也得到深入刻画，但全书仍然洋溢着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作品甫一开篇，朱明山在车上满怀热情地畅想新生活。这种热情也是身边乘客们的共同情感：“人们谈论着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气象”“谈论着缴纳公粮的迅速和整齐”。不难想见，在他去往的地方，在旷野里，在田间地头，新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情感氛围中徐徐展开，人们的生活因与宏阔的社会实践密切关联而充满意义。良好的党性修养，使得朱明山从容应对棘手的现实问题，也能够妥当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有充分理解现实情境的能力，也具备对未来生活全新可能的想象力。正因如此，全书在对现实生活复杂细致的描画之外，洋溢着乐观的精神和浪漫的情怀。

相较于《创业史》对风景描写的节制以及偏于史诗的凝重风格，《在旷野里》颇多抒情之笔，不仅自然风物足以感发人物的情志，书中主要人物对未来愿景的想象更具浪漫色彩。朱明山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设想、对可能改善的家庭生活的希望，李瑛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崔浩田对个人事业的追求等，皆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憧憬与想象，并非凌空蹈虚的空想，而是扎根于具体的、正在展开的新生活的现实语境之中。在柳青看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化合”。朱明山们正在从事的是未曾有过的全新创造，一切尚在未定状态，有待攻坚克难、化为现实。这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是以愿景为指引、有力推进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精神力量所在。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永远关注现实，始终向美好生活的创造敞开。

柳青佚作《在旷野里》并未完成，也未达到后来《创业史》那样叙事上的完整和成熟，但它的现实感、真诚劲儿清新扑面，思考的深度和笔力的遒劲都带着典型的柳青范儿。从米脂3年到长安14年，从《种谷记》《在旷野里》到《创业史》，柳青走出了一条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以文学叙事充分参与社会实践的创作道路。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遗产启发我们，小说家要有宏阔的历史观和清醒的现实关怀，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现实意义。新时代，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生生不息，书写人民史诗的文学实践有待我们接续奋斗、再谱华章！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