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礼记·文王世子》记载了君主对于其族人犯罪可以三次赦免（宽宥）的制度：“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剸，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君的族人如果犯有死罪，则交甸人将其绞死。国君的族人如果犯有刑罪，则或针刺或刀割，也告于甸人由其执行。国君的族人犯罪，不适用宫刑，这是为了不绝其类。案件判决之后，有关官吏向国君报告，如果所犯是死罪，就说“族人某某所犯之罪属于大辟”；如果所犯是刑罪，就说“族人某某所犯之罪属于小辟”。国君来说情：“饶了他吧。”有关官吏则回答：“法不容恕。”国君又来说情：“饶了他吧。”有关官吏也照旧回答：“法不容恕。”等到国君第三次求情，有关官吏就不再回答，径自走出，将犯人交甸人行刑。国君又派人追来，传达命令说：“即令有罪，也一定要赦免他。”有关官吏回答说：“已经来不及了。”行刑之后，报告国君。国君为其改穿素服，取消盛馔，并依照与死者亲疏关系应有的礼数，为之改变日常生活。但因其有辱祖宗，所以不为之穿孝，而哭于异姓之庙。由此可知，在对君主族人生效判决的执行之前，执行官要向君主报告三次，但君主提出赦免请求时，执行官每一次都可以拒绝。

接着，《礼记》对此现象解释说，国君的族人犯罪，尽管有亲属关系，国君也不能因此而干扰司法部门的公正执行法令，以此表明公族犯法与庶民同罪。在隐蔽之处行刑，是为了不使国人联想到族人自相残杀。对犯了死罪的族人，不去吊唁，不为之穿孝，哭于异姓之庙，这是因为他有辱祖宗，所以疏远他。但又为之改穿素服，住在室外，不听音乐，这只是表示个人的哀悼，骨肉之亲的感情尚存。公族犯罪，不适用于宫刑，这是为了不绝其后代。

有学者认为《礼记》中君主“三宥”族人的制度，是死刑“三复奏”制度的源头。但笔者觉得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死刑复奏”最早可以溯源到汉朝，但那时，只有年俸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在执行死刑前，交给皇帝审核。到了魏晋南北朝，确立对所有死刑案件都要由皇帝复核的制度。《魏书》记载：“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隋唐时期，建立了死刑“三复奏”制度。执行死刑前，不仅要上报皇帝，而且还要上报三次进行审核，称为“三复奏”。《隋书·刑法志》载：“开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新唐书·刑法志》载：“死者不可复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唐朝时期，离京城比较近的地方，适用“五复奏”，距离京城比较远，行程不方便的适用“三复奏”。明清时期，死刑审核制度更加完善。明朝天顺年间，还对死刑建立了朝审制度。霜降以后，对于京师判决的“斩监候”案件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及中央重要官员进行会审，这在以后逐渐形成定制。审核的结果一般是四种：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情实，即情况属实、罪名恰当、量刑准确，可以执行死刑；其余三项，需要官员对死刑作进一步审查。朝审是复核刑部当前正在关押的死刑犯，到清朝时，发展成了秋审制度，复核各省上报的被处以死刑的囚犯。

不难看出，《礼记》所载君主“三宥”制度和后世“死刑复奏”制度具有性质的不同：前者是君主对其族人因犯罪被处刑（不只是死刑，而是所有刑罚）的一种赦免建议权，而后者则是皇帝对所有死刑犯执行前的审核权；前者表明君主还没有掌握最高司法权，后者则表明皇帝已拥有最高司法权。

为什么《礼记》所载“三宥”制度中的君主没有最高司法权呢？笔者认为，这是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种遗俗。在那一时期，贵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拥有司法审判权。《左传》记载，“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司法官员审理案件“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都是这种遗俗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