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相继完成，科技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敏锐认识到，科技创新并不是像“开垦土地”那样是“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而是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是“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谓科技，包含科学和技术，两者分别代表知识体系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彼此促进、相互转化、相辅相成。一方面，科学发展是技术发展的先导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技术发展的状况和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推动力。此外，科学只有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主义者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写道：“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科学则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科技创新通过变革劳动资料推动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指出，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生产方式的变革正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和“指示器”的。随着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化为机器，生产过程中“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经营者实现了“劳动资料的革命”，通过强劲“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使“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

科技创新通过扩展劳动对象推动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将劳动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未经人类劳动加工的天然存在物，例如捕获的鱼、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等；另一类是经由人类劳动加工而已发生变化的物质，称为原料，包括已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合成的新材料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借助科技创新，不仅开发和利用了新天然存在物，而且加工合成了新的原料，还提高了诸多劳动对象的利用率等。马克思认为，这意味着“生产的脉管系统”更加扩宽、延展、高效，“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更加丰富、多样，而这表现为生产力发展。

科技创新通过改变劳动本身推动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劳动发展趋势作出判断：一是“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二是长远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使劳动本身发挥作用的方式持续变化，不断在新生产部门、新行业领域中“在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马克思对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的劳动本身这三者的系统关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马克思指出，科技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劳动的社会化水平，增进了三要素的配置效率。比如，一些要素配置上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一些劳动者在将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上时出现的失误，通过机器的精准化运行、检测，通过劳动者接受一定的科技知识的教育与培训，进而更加有目的、有技巧、有效率地进行生产劳动，能够得到改善甚至规避。

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科技创新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准确地揭示出未来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积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需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从战略和策略、体制和机制上，激发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潜力，并将此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动能、效能、质量，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