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喜欢阅读文学作品。他们一起研究过的19世纪作家多达几十个，而且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大多属于现实主义范畴。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曾回忆说，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计划写一篇评论《人间喜剧》的文章。在马克思看来，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也给英国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介绍自己阅读巴尔扎克作品的体会，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世纪的一些作家开始把视角放在人的解放和普通民众的命运问题上。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处境，是现实主义作家写作的重点。当时欧洲小说创作的风向有了明显变化，即不少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国王和王子，而是穷人和受轻视的群体，文学开始表现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代表这一创作倾向的作家欧仁·苏、乔治·桑、查尔斯·狄更斯等是“时代的旗帜”，创作出了反映群众生活的真实文艺作品。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释了艺术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内在关系，强调劳动者在文艺创作与欣赏中的主体地位。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他们认为，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实践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财富，因此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在涉及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应当是一切进步的文艺着力表现和热情讴歌的主体。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当社会主义者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德国的一些作家还在歌颂卑微胆怯的“小人物”，而没有“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深刻批评。

随着19世纪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反映工人阶级思想与进步倾向的文艺作品，认为进步文学要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历史地位。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新文艺要表现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新人形象”——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不仅亲自翻译了英国工人诗人爱德华·米德的诗歌《蒸汽王》，而且赞扬作者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他在评论卡尔·倍克的诗歌《穷人之歌》时明确指出，先进的文艺就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英国“宪章派诗歌”的人民性倾向，并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诗歌十分称颂，认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

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将文艺的人民性与党性结合起来。1905年，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总结道：“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认为，艺术与人民从来都密不可分。艺术工作者必须从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来认识艺术的价值作用，把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作为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毛泽东曾指出：“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置身重要历史关头，用心用情讴歌伟大时代，创作推出一篇篇文章、一首首歌曲、一部部影片，讲述代代相传的经典故事，展现出不同时代风采的精神图谱。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必须始终弘扬主旋律，释放正能量，沿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道路奋勇向前，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