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整合德国工人运动力量、实现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召开合并预备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表示赞同，但是反对爱森纳赫派无原则地同拉萨尔派妥协。事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料，爱森纳赫派竟然把一些拉萨尔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新的党纲中，抛弃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并否定工农联盟，把农民视为“反动的一帮”，这严重偏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制定纲领的错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建立在这一纲领草案上的两派合并是“一时的成功”，“分裂是一定会产生的”，这将给工人运动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了肃清拉萨尔主义影响，马克思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指出，这个纲领草案“只能引起思想的混乱”，甚至“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因此绝不能降低党纲的标准。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威·白拉克的信中表示，实际行动要胜于“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党纲，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之时，前者在力量上并不占优势，与其勉强通过一个充斥着拉萨尔信条的党纲，还不如“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做一些对革命斗争有意义的实际行动，把纲领的事情放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制定。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制定。比如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他们非常慎重，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确保党纲的科学性能经受住革命实践的检验。《共产党宣言》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明确规定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恩格斯指出：“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在他们看来，党纲与党的行动是紧密联系的，没有正确的党纲，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制定纲领，“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同样，一个政党如果制定了纲领，但没有被严格遵守，也将损害党的威信，很难凝聚起统一的力量、采取统一的行动。

衡量和检验一个政党政治上是否成熟，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它的政治纲领，看它的政治路线和所选择的道路。列宁认为，“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意义”，反之，“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因此，对于一个政治上完整的政党而言，必须具有明确统一的纲领。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围绕要不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条文写入党纲进行了激烈讨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残余，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列宁的主张获得与会多数代表支持，最后这个内容被写进党纲。

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纲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至关重要。我们党历来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的章程。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党章性质的部分内容。在中共二大上，首部党章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党员必须“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不仅要在言论上更要“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中国共产党人既胸怀理想，又脚踏实地；既强调根本和长远，又着眼现实和当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制定不同历史时期奋斗纲领和目标，带领人民群众一起不懈奋斗，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指引。踏上新征程，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纲领性文件，深刻领悟其中蕴含的意志力、凝聚力、行动力，全面理解党的思想路线、奋斗目标和战略方针，确保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