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冬天，江宁三牌楼附近的猫耳山惊现一具男尸，平民朱彪惨遭杀害，真凶周五随即潜逃。这本是一起亟待侦破的命案，却因晚清司法体制的重重积弊，沦为一件令人痛心的冤案（下称“三牌楼冤案”）。时任候补参将胡金传急于破案邀功，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僧人绍棕、平民曲学如锁定为嫌犯。当时，刑讯逼供虽有“不得过三讯”的律例限制，但如同虚设，“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成为常态。在严刑拷打之下，绍棕和曲学如被迫认罪。光绪四年，二人被仓促处决枭示。
好在正义虽迟但到。据《清史稿》载：“江宁民周五杀朱彪，遁；参将胡金传欲邀功，捕僧绍棕、曲学如论死。侍读学士陈宝琛纠弹之，上命允升往按，廉得实，承审官皆惩办如律。”陈宝琛提出“疑窦孔多”，直击案件要害，《申报》从光绪四年起便持续追踪报道，使得该案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曲学如的族人五十余人集体鸣冤、胡金传之妻拦舆喊冤，民间监督汇聚成强大合力。在多方压力下，清廷谕令理藩院尚书麟书与刑部侍郎薛允升前往江宁复审该案，一场关乎司法公正的较量拉开帷幕。
薛允升抵达江宁后，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突破地方势力的重重围困。在传统的司法环境中，亲缘、地缘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干扰着司法公正。为了给案件审理创造一个相对独立、公正的环境，薛允升实施了一套近乎严苛的隔离策略。他将审讯地点选在贡院，并对贡院进行了严格管控，“内外龙门暨头门一概封锁”，仅留飞虹桥口作为界限，严格限制人员出入，使得地方差役难以靠近核心审讯区域，从空间上切断了外界干扰的途径。在人事安排方面，薛允升自带刑部司员负责站堂执刑，“两县差役只在前面伺候，无一人得入”，从人员层面杜绝了地方胥吏串供改供的可能，确保审讯的公正性和证据的真实性。在社交往来上，他坚守原则，对地方官员一概不见，礼物一概不收，仅礼节性地会见新任总督左宗棠，既顾全了官场礼仪，又因左宗棠“刚上任不便置喙”，巧妙避免了实质干预。
这种隔离之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审讯过程中“各犯口供无一人知悉”，外界传言“皆系揣度之词”。信息封锁有效防止了涉案官员串供，避免了不实舆论对案件判断的干扰，是在传统司法框架内践行“以证据为核心、以审判为中心”的生动实践，让证据与法律成为裁判的唯一依据，充分展现了古代司法者在困境中坚守公正的务实智慧。
在独立的审讯环境中，薛允升展现出精湛的证据审查能力，对案件细节展开细致入微的核查。每一个疑点、每一份证据，都不放过，力求还原案件真相。针对真凶周五供述的将“朱彪腿布内小刀抛于桥下”这一情节，即便时隔四年，物证找寻难度极大，薛允升依然指令上元县知县带人驾船打捞。虽然最终并未寻获实物，但这一行动向公众传递出“无一事无实据”的严谨态度，为判决赢得了民意支持，奠定了公信力基础。
面对朱彪尸体早已腐化、无亲属在世，无法采用“滴血之法”核验身份的困境，薛允升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以“众证供指确凿”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明确死者系朱彪而非薛春芳。清末大臣张佩纶质疑薛允升“设为滴血之说殆于辞费”，他不回避、不推诿，公开回应所有疑点，秉持“虽不可行仍需论及”的态度，彰显了对司法程序完备性的执着追求。在追责过程中，薛允升摒弃“一刀切”的简单处理方式，而是抽丝剥茧，厘清责任。他判定胡金传“妄拿教供”是冤案的始作俑者，营务处总办洪汝奎“承审无异”未加纠正，两江总督沈葆桢“批出案情无疑”后草率处决，最终“承审各员皆按律定拟”。这种分层追责的方式，既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又充分考虑到官场的实际情况，避免打击面过宽，体现了司法理性与政治平衡的双重考量。
薛允升对三牌楼冤案的复审，展现出惊人的效率。光绪七年十二月奉命，次年正月抵达江宁，二月拟折上奏，三月便获朝廷批复，整个过程仅耗时三个月。这种“速审速决”并非仓促行事，而是有着深远考量。一方面，快速推进案件审理，能够有效防止地方势力暗中运作、干扰司法；另一方面，是对《申报》持续半年舆论监督的及时回应。《申报》记载，该案的判决“上奏即批复”，这既得益于案件事实清晰，更离不开薛允升“先奏后离”的策略设计，杜绝了幕后操作的可能。
在量刑上薛允升坚持宽严相济。他将洪汝奎、严堃革职发往军台，对单之珩、丁仁泽仅交部议处，既严惩了造成冤案的首恶，又对从犯区别对待。这种处理方式既回应了民众“严惩贪官”的呼声，又避免了过度惩处引发官场恐慌，在维护司法权威与保障行政稳定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三牌楼冤案的平反产生了积极影响。《申报》的持续报道强化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曲学如族人的诉求得到了回应，彰显了“民冤可雪”的价值；对刑讯逼供行为的追责，有力地震慑了地方官员。这些效果相互叠加，使得三牌楼冤案超越了个案范畴，成为晚清司法纠错的标志性事件。
作为“陕派律学”的领军人物，薛允升深厚的律学造诣为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8年的刑部任职经验，让他熟稔官场规则，“传统法学殿后人物”的声誉，则成为他抵抗压力的无形资本。但三牌楼冤案昭雪的故事也表明，司法公正的实现，既需要专业精湛的业务能力，也需要坚守原则的职业操守，更需要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薛允升凭借专业能力破解复杂证据迷局，以坚守原则抵抗官场利益诱惑，却无力仅凭个人力量构建制度保障。唯有不断完善制度，公平正义才能成为扎根于制度土壤的必然。
［作者王蕾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律学知识体系研究（25BFX1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