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女作家徐伊丽在抗击疫情期间，整理这几年考察长城的资料。本来，我俩说好要一起写一些关于长城题材的作品的。去年，我都联系好北京慕田峪长城和河北金山岭长城去深入生活，不料后来我生病，就搁置了。

　　徐伊丽出生在武汉，后来婚配到西安。想来这长江边上的女子从事文学创作近二十年，很早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本该再扩大创作战果，可她这些年却痴迷古长城研究，还多次考察秦直道、郑国渠、灵渠、阿房宫、秦淮河等，计划在西安做一家秦直道餐厅，连商标都注册了。

　　徐伊丽做着她喜欢的文化项目，往来于武汉和西安之间。这次疫情突发，我微信问她状态如何，她回复说一切安好，并附上会心一笑。紧张的季节，一个女孩子还能会心一笑，让我感到今天立春真的有点春天的气息了。

　　徐伊丽这些年把钱几乎全砸在古长城考察上了。她外出考察，还要带上几个工作人员，开自己的私家车，一出去十几天。到目前，她的双脚把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古长城遗址都跑遍了，搜集的文字、照片、影像资料，足可以开个古长城博物馆了。

　　看到徐伊丽，我想到当年黄宗英拍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也想到罗哲文把毕生的经历都献给了对长城的保护。我还想到，我第一次登长城的情景：

　　1984年，我还上高中时曾去怀柔参加了北京郊区文学青年培训班。当时，报名费要交18元。就是这18元，还是我卖了不少废铜烂铁，再跟父母软磨硬泡要了点钱勉强交的。

　　会议期间，我们听各种文学讲座，然后分组讨论。因时间久远，我已经不记得大多数人的名字了。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次结交的朋友高国镜。那时，他还是京西门头沟的一个羊倌。国镜身高快一米九，双眼炯炯有神，头发自来卷，说话声音愣愣的。他不善言谈，但愿意听我聊天。

　　会议第三天，组织者安排我们去慕田峪长城参观。在此之前，我是没有去过长城的。此时的慕田峪长城刚开放不久，很多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我们与会的一百来人很是兴奋，纷纷结伴攀登。我和高国镜走向一个高高的敌楼。顺着敌楼的垛口往四下望，崇山峻岭，真是辽阔啊！我对国镜说，再过二十年，如果我们再来慕田峪，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要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国镜说，也许我们会成为浩然那样的作家！我知道，国镜的文学梦比我要做的更长远。看到一个背着竹筐的老人。老人六十多岁，穿一件黑色的破棉袄，面色黝黑，佝偻着后背，每走一步，就用手中的钩子去捡地上的垃圾和汽水瓶子。我问国镜，你说他是公园雇的清洁工，还是附近村里的老人？国镜喃喃地说，可能是附近山村里的老人。他捡垃圾，不止是为了防止污染，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垃圾中有用的东西挑出来卖钱。国镜的声音不大，但足以震慑我。我说，想不到在世界上这么有名的万里长城脚下，我们的老百姓却没有过上美好的生活！国镜眼里噙满了泪水。我问，你想到了什么？国镜说，他想到了他战场上牺牲的爷爷，还有他一辈子在大山里艰辛生活的父亲！

　　从长城上下来，我和国镜一直默默无语。后来，我们俩成了终生的朋友。

　　多年以后，我又去过很多次长城，也曾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小住过。2016年，中国散文学会会同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首届全球华人长城散文金砖奖，吸引了众多的作家参与。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河南周口的回族女作家阿慧。她一个人坐高铁乘长途来到金山岭长城，由于准备不足，她刚爬了二百米，鞋子就开绽了。无奈，她只好光着脚一步一步蹬上烽火台。读着她的散文，我的心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可以想象，徐伊丽考察古长城遗址肯定要比阿慧更加艰难。在我看来，难的不仅是精力、体力、财力，更多的是一种定力与韧劲。有一年，她带人到华山西面的魏长城考察。由于是夏季，人们到了以后实在不愿跟她去受苦，纷纷改主意去游华山。她只好一个人独自开车上路，到了森林深处，根本没有路，她只好放弃车子，拄着登山杖前行。哪想，没走多远，竟然踩进沼泽，一下将她陷进半腰深，她惊恐喊叫救命，可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最后，她发现一米外有一棵小树，便急中生智奋力用登山杖把树勾住，这才勉强上来。坐地下歇了一阵后，她用纸擦了擦身上的泥泞，便毅然向山顶攀去。她说，她一想到这次经历就后怕。

　　我一直期待着徐伊丽能尽快写出关于长城的大作品。我当然也期待着某一天，徐伊丽约上我一起去登长城。我相信，我和徐伊丽在长城上的对话跟我当初与高国镜的对话肯定有着截然的不同，这绝不因为徐伊丽是个漂亮的武汉女孩，更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再也不是那个时代了！